我就被捕了（这只是一个巧合？）。或许这封有些语无伦次的信让你们感到惊讶，但这里的气氛很糟糕，现在是早上六点半。待会儿我要把不随身带的东西寄回去，我担心带的东西太多。如果搜查行李的人看中了，或者到了最后关头没有位置或他们心情不爽，就会把行李箱扔了（他们是犹太人问题警署的警察、看守或打手）。不过这还是有好处的。我一会儿把东西分分类理一理。你们一旦收不到我的消息，别紧张，别东奔西跑去打听，耐心等待，要有信心，相信我，告诉我母亲我宁可自己踏上的是这趟旅途，因为我看到有人已经去了另一个世界（我跟你们说过）。让我感到遗憾的是我不得不和我的钢笔分开，没有权利得到纸张（脑海中闪过一个可笑的想法：因为刀是禁带的，所以我甚至连一把开罐头的钥匙都没有）。我不想充好汉，这样的气氛让人没有这个心情：很多病人和残疾人也被点名送走，人数很多。我也想到Rd，希天气！把我母亲的补助金放在心上，让法国犹太人总会帮助她。我希望你们现在已经和雅克琳娜和好了，她总是让人惊讶，不过说到底是个好姑娘（天色放晴了，应该会是好天气）。我不知道你们是否收到了我的普通明信片，我能否在出发前收到你们的回信。我想念我母亲，想念你们。想念所有热心帮助过我想让我自由的人。真心感谢那些让我得以“过冬”的人。我要先把这封信搁下了。我得去整理我的包。一会儿见。不管我母亲怎么说，把钢笔和手表送给玛尔特，这封信可能我不能继续写了。亲爱的妈妈，还有亲爱的你们，我深情地拥抱你们大家。要勇敢。一会见，现在是早上七点。

二十三

一九九六年四月的两个星期天，我去了东边的几个街区，马利亚圣心寄宿学校和图雷尔那一带，试图寻找多拉·布吕代留下的痕迹。我感觉我应该在一个冷清的星期天，退潮的时候做这件事情。

马利亚圣心寄宿学校已经荡然无存。匹克普斯街街角和加尔德何伊路上是一排排现代大楼。这些楼房中有一些还保留着加尔德何伊路的单号门牌，那一带曾经是寄宿学校绿树浓荫的围墙。稍远处，在同一边的人行道上，双号的那一边街道没有变化。

很难相信48号乙，窗户朝向马利亚圣心寄宿学校花园的楼房里，一九四二年七月的一个早上警察曾经上门抓过九个小孩和少年，那时多拉·布吕代已经被关在图雷尔了。这是一栋五层楼，墙砖的颜色很浅。每层楼有两个窗户，中间还有两个更小的窗户。在旁边，40号是一栋灰扑扑的楼房，做了加固。在这栋楼前面，有一堵砖砌的矮墙和一道栅栏门。对面，和寄宿学校围墙同一边的人行道上，有另外几栋小楼还保持着原来的模样。54号，马上就要到匹克普斯路的地方，有一家咖啡馆，是一位兰琪小姐开的。

突然，我很肯定，在多拉离家出走的那个晚上，她就是沿着这条加尔德何伊路把寄宿学校甩在身后的。我仿佛看见她沿着寄宿学校的围墙走着。或许是因为“加尔”8这个词让她起了出走的念头。

我在街区里走着，过了一段时间，我感到当初那些要回寄宿学校的星期天的忧愁也袭上心头。我肯定她是从纳雄地铁站下车的。她拖延要跨过寄宿学校大门穿过院子那一刻的到来。她在街区漫无目的地溜达了一会儿。暮色降临。圣芒德街静悄悄的，两边绿树林立。我忘了那里是否曾经有过一条土堤。经过匹克普斯老地铁站的出口。或许她有时也从地铁站的这个出口出来？右边，匹克普斯大街比圣芒德街更冷清更荒凉。好像没有树。有的只是星期天晚上返校的寂寥。

莫尔提埃大街在一个坡上。朝南下坡。要到这条街上去，一九九六年四月二十八日这个星期天，我走的是这条路线：档案路—布列塔尼路—菲耶杜卡尔瓦尔路。然后走上奥伯坎普夫路，艾娜曾经就住在那里。

右边，在树荫底下，沿着比利牛斯路下去，就是梅尼尔蒙当路。140号的居民区在阳光下很冷清。在圣法尔若路的最后一段，我感觉在穿过一个荒凉的村庄。

莫尔提埃大街两边是梧桐树。从那里到里拉门前，是一直都存在的图雷尔军营营房的尽头。

这个星期天，大街上冷冷清清的，静得我都能听到梧桐树叶的沙沙声。图雷尔老军营围着高高的围墙，挡住了里面的楼房。我沿着墙走。墙上嵌了一块牌子，上面写着：

军事区域

禁止摄影摄像

我心想再也不会有人记得过去的一点一滴了。在围墙后面是一块无人之地，一个虚无和遗忘之境。图雷尔的老楼没有像匹克普斯路的寄宿学校一样被拆毁，但拆没拆都一样。

然而，在这一层厚厚的失忆下面，时不时可以真切地感受到什么，一种遥远的回音，喑哑的，不能确切说出到底是什么东西。这就好像置身在一个磁场的边缘，没有摆锤来探测磁波。在怀疑和内心不安的驱使下，人们贴了告示牌：“军事区域。禁止摄影摄像。”

二十四

二十岁的时候，在巴黎的另一个街区，我记得也有过和站在图雷尔围墙前体会到虚无感一样的情绪，却不知道这到底是因为什么。

我有一个女友，常在不同的公寓和乡下的房子里借宿。每次我都趁机在书房里偷几本艺术书和限量编号版的图书，然后拿去倒卖。有一天，我们单独在雷加尔路的一个公寓里，在翻箱倒柜之后我偷了一个老音乐盒、几套非常优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