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的多拉·布吕代。他们住在同一个街区，年纪相仿。就这样，有一些偶然、相遇和巧合是我们永远都无法知道的……这个秋天，我再次走在圣保尔花园路这个街区时有了这样的感触。仓库和生锈的卷帘门不复存在，边上的大楼都翻新了。我再次体会到一种虚无感。我明白是为什么。小区大多数的楼房在战后根据市政建设的决议都被有条不紊地拆毁了。当时甚至给这个要拆毁的区域编了一个名字和号码：孤岛16号。我找到一些照片，其中一张是圣保尔花园路的，照片上单号一边的房子还在。另一张照片上，圣日尔凡教堂边上和桑斯旅馆周围一半的楼房被拆毁了。还有一张，塞纳河边一片空地，两边人行道上的人在过马路，人行道已经没有意义了：整条诺南蒂耶尔路只剩下一片废墟。在这片空地上后来又盖了一排排的楼房，有时候连过去的街道也做了一些改变。

楼房的正面都是笔直的线条，窗户是方的，混凝土是失忆的颜色。路灯发出冷冷的光。时不时地，有一条长椅，一个小广场，几棵树，加了装饰，叶子是假的。人们并不满足于像在图雷尔兵营的墙上那样挂块牌子：“军事区域。禁止摄影摄像。”人们已经毁掉了一切，为了把这里变成像瑞士村庄一样，再也无法质疑它的中立。

我在三十年前见过的圣保尔花园路上见到的彩色墙纸的碎片，是过去人们住过的房间残留的痕迹——在那些房间，曾经生活着一九四二年七月的某一天给警察抓走的和多拉年纪相仿的少男少女。他们的名字一直伴随着街道的名字。但楼房的号码和街道的名字已经完全对不上号了。

二十五

十七岁，图雷尔对我而言只是让·热内的《奇迹玫瑰》这本书最后提到的一个名字。他在那里指出了写这本书的地点：一九四三年，桑泰街，图雷尔监狱。他也曾经被关在那里，犯了盗窃罪，就在多拉·布吕代被送去集中营后不久，或许他们曾经相遇过。《奇迹玫瑰》不仅充满了对梅特雷少年教养院的回忆——人们也曾想把多拉送去的那类少年管教所中的一个——现在看来，这本书也充满了对桑泰街和图雷尔的回忆。

书里有些句子我都会背。此刻我脑海中浮现的是其中的一个句子：“这个孩子教我巴黎市井的俚语，这是一种让人忧伤的柔情。”这个句子让我自然而然地联想到似曾相识的多拉·布吕代。人们曾要求这些有着波兰、俄国、罗马尼亚名字的孩子佩戴黄星，而他们却是地地道道的巴黎人，和大楼的门面、人行道、只有巴黎才有的延绵不断的灰调融为一体。和多拉·布吕代一样，他们都有巴黎口音，说着让让·热内感到一种忧伤的柔情的街头俚语。

在图雷尔，当多拉关在那里的时候，可以收到包裹，周四和周日可以探视。甚至周二还可以做弥撒。看守早上八点点名。囚犯在床前立正站好。午饭在食堂只能吃到白菜。在军营的操场上散步。晚上六点吃晚饭。再点一次名。每半个月洗一次澡，在看守的陪同下，两个两个进去洗。口哨声。等待。如果要探视，得给监狱长写信，不过不知道他会不会批准。

探视在食堂进行，过了中午就开始了。警察对来人的包进行搜查。他们打开包裹。常常探视被无故取消，而囚犯只在一小时前才被告知。

多拉在图雷尔可能见过的女子当中，有那些被德国人称作“犹太人之友”的女人：十几个雅利安血统的法国女人，她们勇敢地在六月犹太人被要求佩戴黄星的第一天，也戴上了黄星表示她们的同情和支持，但在占领当局的眼中她们的举动是荒唐和放肆的。有一个把黄星戴在她的爱犬的脖子上。有一个在上面绣了：巴布。另一个绣了：珍妮。还有一个挂了八颗黄星在她的腰带上，每颗星上有一个字母，连在一起是VICTOIRE（胜利）。所有这些女人都是在街上被捕带到最近的警察局的。然后是警署的拘留所。然后是图雷尔。然后，八月十三日，德朗西集中营。这些“犹太人之友”从事的职业分别是：打字员、文具店职员、卖报人、清洁女工、邮局职员、大学生。

八月，抓捕行动越来越多。被捕的女人甚至不再送去拘留所而是直接送到图雷尔。二十人一间的牢房人数翻了一番。因为拥挤，房间里的温度让人窒息，焦虑的情绪也越发蔓延。大家明白图雷尔就像一个分流的车站，每一天都可能被送去一个未知的目的地。

已经有两队为数一百来号的犹太女人在七月十九日和二十七日被送往德朗西集中营。她们当中就有拉卡·伊斯拉洛维奇，波兰籍，十八岁，和多拉同一天到图雷尔，或许还坐同一辆囚车。或许还跟她睡同一个牢房。

八月十二日晚，消息在图雷尔蔓延，说所有犹太女人还有那些被称为“犹太人之友”的女人第二天都要被送去德朗西集中营。

十三日晨，十点，兵营操场的栗子树下响起了不间断的点名的声音。大家最后一次在栗子树下吃午饭。一顿吃不饱的可怜的饭菜。

大巴车到了。好像有足够的位置让所有女囚都能坐下。多拉和其他女子一样。那是个星期四，探视的日子。

车队开动了。由一队戴头盔的摩托车骑警押送。走的是今天我们去华西机场走的路。沿途的一些楼房被拆掉了，建了一条高速公路，像过去搞“孤岛16号”一样，改变了那里的风景，把东北郊变成一个灰扑扑毫无特点的地方。但在去机场的路上，一些蓝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