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更经典的约翰和琼的例子：20世纪60年代，在温尼佩格，一个失败的**环切手术给一个小男孩留下了严重损坏的**，后来医生决定把它切掉。随后的一系列决定包括：通过阉割、手术和激素疗法，把这个男孩变成女孩。于是，约翰成为了琼，她穿了裙子，玩了布娃娃。她长大成了一个年轻女子。1973年，弗洛伊德派的心理学家莫尼突然对公众宣布：琼是一个适应得很好的少女，她的例子也就结束了一切猜想，证明性别角色是通过社会环境建立起来的。

一直到了1997年，才有人去核对事实。当米尔顿·戴蒙德找到琼的下落时，他们找到的是一个娶了一位女子、生活幸福的男人。他的故事和莫尼的说法截然相反。在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总是深深地为某些事情感到不愉快：他总想穿裤子，想跟别的男孩子混在一起，想站着。在14岁的时候，他的父母告诉了他发生过的事情，这让他松了一口气。他停止了激素治疗，把名字又改成了约翰，恢复了一个男性的生活。通过手术切除了Ru房，25岁的时候，他与一个女子结婚，成了她孩子的继父。他曾经被当成是社会决定性别理论的证词，事实却证明了这个理论的反面——先天因素，也就是先天因素在性别决定上是有巨大作用的。

此后，更为尖端的科学家找到了基因中，可能包含人类心理性别的因子。因此，老威的观点，也是我们许多人的观点——同性恋是从家庭培养出来的——是错误的。

呃……等等，我想到哪儿去了……老威还在盯着我看呢，可我脑子跑到学术问题上去了。

还是把问题聚焦在李咏霖的这条短信上吧。我是个异性恋，这一点我可以拿人头担保……那么，李咏霖是个同性恋或双性恋吗？不大可能，否则我和杨洁的治疗过程中，她早就会对我提到。那么这条让人起鸡皮疙瘩的短信，只能是他不小心发错了。

他本想发给谁？

杨洁？不会的，他和杨洁不大可能还用这种口气说话，会比这直接得多。我于是想到了杨洁的姐姐杨颖？这倒不是没可能，可杨颖有什么难处呢？她上着班，是个小公司的财务经理，挣得虽然不多，可也足够花销，又没有孩子的负担，因此轮不上李咏霖操心。

给李咏霖打电话追问此事吗？好像也不妥，李哥是个很要面子的人，之前就和他闹得挺不愉快，没必要雪上加霜。

“回家吧。”我说，“天知道李咏霖卖什么关子。”

老威见我也没了主意，悻悻地跟在后面。

他是不喝酒的，今天破例，喝了指甲盖那么一点点杯底，也不会醉，开车送我回家。一到家，我就感觉四肢百骸说不出的难受，靠在床上，借着酒劲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有些似梦非梦的东西纠缠着我，说不清道不明，过了很长很长时间，我一翻身，耳朵硌在手机上，这才不情愿地睁开了眼。

屋子里很阴暗，我床边坐着个高大魁梧的黑影，拖着腮帮子，好像在打瞌睡。这是老威，他那魁梧巨大的身材坐在我的电脑椅里，就像是骑了个玩具小车。

我揉揉眼，问他：“哦？老威，你还没走啊。几点了？”

“嗯？”他被惊动了，使劲甩甩头，“嗯，没走，你睡着了，我带着雪糕出去遛弯，回来又给它洗了个澡，吹干了毛，然后靠在这打盹。”

“哦，辛苦了，几点啦？算了，我自己看吧。”从枕头边上，我抽出了手机。

没看清屏幕右上角的时间，一条明显的短信提示，倒是分外显眼。

我按了确定键，又是李咏霖来的！

“为什么不回我电话？我很担心你，知道吗，急着想见到你，求求你了，再给我一次机会。”

“这短信啥时候来的，你为啥不叫醒我？”我急冲冲地问老威。

“你丫没事吧，你的手机，问我？自己查查不就得了吗？”

哦，对对，我也是晕了，翻了翻，这条短信是晚上六点半发来的。距离李咏霖的上一条短信，过了两个多小时。

“现在几点？”我又问。

“我成你手表了啊？怎么你一睡醒就是几点几点的，问几遍啦？”老威很不耐烦，还是看了看表，“八点半多，快九点，怎么了？”

“你看看这条短信。”

老威接过手机，老半天才说出一句整话来。

“哟，这水深了啊，李哥第一次发错了短信，也还可以理解，怎么过两小时，又错了？”

“我给他打个电话，问问看？”

“赶紧打，说不定出什么事了呢！”

李咏霖的手机倒是没关，可是嘟嘟嘟的一阵长音，无人接听。

我又打了一遍，情况依旧。

老威坐不住了：“怎么样，咱们去他家看看？”

“他会在家？”

“嗯，今天是周六。”

“他是老板，周六晚上就一定回家？”

“你忘了他女儿啦，上次我问他周末要不要帮忙，他说不用，每周六下午有半天全是女儿的康复训练，所以他自己晚上接孩子回家，这是雷打不动的。”

对！瑶瑶得定时去康复医院。周一到周五，由孩子的家庭教师负责，周末家庭教师休息，他自己负责。

一路无话可说，我和老威都很焦急，车子开得飞快。

上一次去李咏霖的家是为了寻找杨洁，这一次，不知道等待我们的又会是什么……

第四章：挽歌 四十八、李咏霖失踪了

李咏霖失踪了，家里寻不到他的踪影，可我们知道，他一定是回来过的，因为他常用的背包就放在沙发上。

房间里只有三个人：老威、我和瑶瑶。

瑶瑶还是那副模样，胖墩墩的，走路像地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