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尽管他知道那可能让他万劫不复。此前，在补给面临严重危机之时，耶律信就几乎要做出这个决断。

但老天又给了他一次机会。

如今他对南朝君臣的心理已经了若指掌——他只要耐心的等待时机，当河北诸水冰冻，安平之韩宝，便可以迅速北撤，而宋军必然追击。到时候，韩宝引着宋军的骑兵往保、定追赶，他们的骑兵和步兵会脱为两截，而耶律信既可率主力迅速穿插至深州，从后面对宋军重重一击，先破其步军与神卫营；亦可以穿插至宋军骑兵与步兵之间，与韩宝一道，对追击的宋军前后夹击……如若不是韩宝被意外牵制在安平……不过，所谓“权不可预设，变不可先图”，这也是战争中总会碰上的意外。耶律信没什么好抱怨的。只要他已经确知宋军有不愿纵辽军北归之心理，并且自韩拖古烈处得知那甚至已是其朝野共识，那他就可以善加利用。安平的韩宝，是一把双刃剑。只要韩宝部再次驰骋起来，耶律信就重新掌握了战场的主动，而宋军将到处都是破绽。

即使宋军在冰冻之前与韩宝决战，那也并非不可接受。若是四万铁骑在野战上败给了宋军，那就是天命已改！大辽当坦然接受这个现实，耶律信亦当毫无怨言的面对自己的命运。

而在宋朝这边，石越与王厚面对的战场之外的压力，更甚于站在他们对立面的耶律信。在一个君主制的国家，无论外朝的制衡力量有多么强大，君主一方都拥有先天的优势。宋朝的小皇帝赵煦，自从亲政之后，可以说，每过一天，他对御前会议、两府、朝廷的控制就越强。让石越头疼的是，赵煦的进取之心不断的膨胀，尽管他对于石越这些元老重臣还不得不表示尊重，可是他对战局进展“过慢”的不慢，也越发的不加掩饰。每日都有快马在汴京与深冀之间飞驰，递送着赵煦与石越之间的对答。石越要花很大的精力，耐心向赵煦解释为何安平的宋军不马上与辽军决战；说明为何河间府的宋军直接与耶律信的精锐交战是不明智的……然而，赵煦并不完全相信他的解释。他更相信宋军的强大，对于石越的解释，他半信半疑——石越心里面很清楚，赵煦需要的是一个时间表。如若他给皇帝约下一个明确时限，皇帝的怀疑在短时间内，就可能转变成一种狂热的信任与期待。可惜的是，给皇帝的许诺是绝对不能乱下的，任何人若忘记这一点，他的结果都不会太好。石越也不希望有任何时间表影响到他的谋臣与将军们对战事的判断——就算石越不在乎结果，折可适、王厚们也一定会在意。他们与石越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荣俱荣一辱俱辱的，倘若石越也没有好结果，为石越所重用的折可适与王厚又岂能有好结果？

更加雪上加霜的是，在九月下旬，左丞相韩维意外病倒——虽然不是大病，但是一个七十五六岁的老者，其实也没什么小病可言。韩维只能回到府邸之内休养，几乎不能再视事——如果皇帝没有特旨允许的话，他就不能在私邸办公接见各级官员，而小皇帝虽然殷勤的遣使问疾，送汤送药，可对此事却闭口不提。而向太后一向秉持着不过问外朝政事的原则，也未加干涉。

祸不单行，石越在意外丧失朝中的一大重要支持之后，又发现回朝之后的韩忠彦，态度也变得暧昧起来。虽然韩忠彦不存在倒向皇帝的问题，韩家对于小皇帝本来就是绝对忠诚的。但汴京的来信说皇帝多次召见韩忠彦密谈，时间往往长达一两个时辰。甚至于与皇帝关系密切的桑充国，也给石越写了一封信，提到皇帝与桑充国之间的一次长谈，信中声称皇帝希望在战争结束之后，形成石越左相、范纯仁右相、韩忠彦枢使的新朝局。石越不难嗅出其中的言外之意——小皇帝心中未来朝廷的格局，已经渐渐形成。他希望借助拥有遗诏辅政大臣身份却不属于任何党派的韩忠彦，来构筑属于他的朝廷。

这件事其实并不意外，而几乎是理所当然的选择。当高宗皇帝赵顼将韩忠彦的名字写进他的诏书之后，韩忠彦就已经必然是这几十年中大宋朝举足轻重的人物。而且，尽管他关键时候颇能杀伐果断，但平时看起来却是锋芒内敛、温和忠厚，和朝中三党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加上他的家世带来的河北、开封士大夫的支持，可以说韩忠彦是绍圣朝中地位最稳固的宰执。

谁都希望这样的人物是站在自己一边的，石越亦不例外。让他更加忧虑的是，他知道韩忠彦并不象他表面上的待人接物那样，是一个容易妥协的人，他肯定是在某些事上被皇帝说服了。只是石越还不知道是什么事！

陈元凤与李舜举、王光祖所统的南面行营近五万人马，在九月的最后一天，终于在冀州集结完毕。陈元凤希望这支人马立即前往安平，却在石越那儿吃了个闭门羹。石越根本不见他，让他在武强等了三个时辰后，派一个小吏出来通知，南面行营诸军全部前往东光休整待命，违制者斩。陈元凤憋了一肚子气回到冀州，李舜举、王光祖却都不敢违令，乖乖将人马带到了东光，与李浩的骁胜军交接防务。看着李浩率领兵员不整的骁胜军开往武强，陈元凤只好将满腔的恼怒发泄到奏章之中，向皇帝与两府抱怨受到的不公待遇，并反复宣称，加入南面行营的生力军后，宋军可以在任何一个战场对辽军取得优势。

这肯定加剧了皇帝对石越的怀疑。韩忠彦的来信中，就委婉提到希望石越给南面行营用武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