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石越与王厚却也有不用南面行营的理由。休说他们行军之后需要休整，所谓“兵贵精而不贵多”亦是不破的真理。野战并非攻城与守城，在安平方面，无论防守或进攻，各军之间的协调远比兵力的多寡更重要。他日宋军出击，必以马军为主力，马军再多，列阵之时，纵深不过十排，否则大阵连转弯都做不到。如今安平的宋军骑兵，若倾巢而出，用最紧密的队列列阵，正面已经宽达一二十里之遥——而实际上，无论是慕容谦、唐康或者韩宝，大约都不会列这样的阵形，所以他们其实也已经有充足的中军预备队。在这种狭小的区域进行会战时，两军的作战方式几乎是完全相同的，左中右前四军或者左中右三军，各阵之间配合作战，先互相射箭，射完箭后再冲杀格斗——至少有近两百年，世界岛东部的这种会战方式都没有发生过改变。而决定最后胜负的，往往只是其中的一阵，在这种会战之中，绝大多数情况都是其中一个军阵失败，则全阵溃败。

所以，尽管石越与王厚也希望可以使用南面行营中的骁骑军与宣武二军的兵力，但是同时也都觉得那并不急迫，相反，他们更担心这两支禁军加入后可能的失控。隶属南面行营的殿前司精锐禁军，除非石越亲自坐镇，就算是王厚去，他们也未必会老老实实听话，万一这两支军队到达安平之后，急躁的攻击辽军，结果就可能是灾难性的。更何况，陈元凤也肯定不甘心南面行营的两支主力被抽调而失去控制权。再说冬季滹沱河的运能有限，安平宋军的粮草补给，大半还是要依靠陆路运输，既然没有明显的好处，反而有可以预料的风险，石越也不愿意再去增加补给方面的压力。

河间府地区，石越就更加不敢令南面行营进去。章惇可以与田烈武这个好脾性的人合作愉快，但如果是陈元凤与南面行营，就算章惇设计让耶律信全歼了这五万人马，石越也不会感到意外。那里如今就是章惇的地盘，整个河北，除了石越，章惇不会把任何人放在眼里。南面行营进入河间府，这五万人马的粮草，到时候都得指望章惇，章惇必定会要求他们服从他的命令，而陈元凤却几乎没有可能俯首听命。章惇并非什么良善之辈，他要断了南面行营的粮草供给，石越都不知道该如何来收拾这个烂摊子。

偌大一个河北，倒也并非没有容得下南面行营五万人马的地方，只是石越却没有仙法奇术，将这五万人马变到保州、博野去。南面行营以步军为主，带有大批辎重，若要去保州、博野，只能走官道绕道而行，先去真定府，再经定州东出，就算不考虑补给问题，正常行军也要十几天，若以此前的速度来看，只怕他们一个月都到不了。更何况深州、真定、定州诸州县，早已经不堪重负，这五万人马再去，粮草供应，很难指望当地州县，须得由宣台另行补给，免不了又要至少征发几万民夫。而更重要的是，战争之中，以上下同心为贵，如南面行营这样的部队，却是一个不稳定因素。

对于这样一个烫手山芋，石越也只好将它按在后方，放到自己的眼皮底下。只是如此一来，石越便不免要落人口实，便连他自己也知道，他纵是无私，亦见有私。在赵煦和朝廷的大臣们的心里，陈元凤与南面行营是完全不同的形象，至少他们也会觉得“锐气可用”，石越无论如何辩解，也都难以服人。但他却到底不能让事实去证明他才是正确的——那样的代价，未免也太大了。

石越和耶律信各自背负着不同的压力，将几乎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到了河北战场。双方心里面都知道，这一次的僵持，注定短暂。虽然没有人知道这脆弱的平衡究竟会在何时被打破，但双方都意识到气温的变化将是至关重要的因素。

这个时期，仿佛整个世界岛东部的焦点都在河北平原之上。至于河东地区，虽然两国都部署了大军对峙，但自开战以来，长达五个月的平静，让这个地区几乎被人遗忘。不过，在历史上，河东与西京道，也从来都不算是契丹与中原王朝交战的重点。哪怕追溯到耶律阿保机的年代，舞台的中心，也是河北的幽蓟地区。近两百年内，塞北与中原的争斗，河北一直都是主角，而河东则几乎微不足道——发生在此处的战争，无论胜败，都极少影响到大局。

一直到绍圣七年九月结束，历史都依循着这两百年来的轨迹运转着。尤其是在长达五六个月的平静之后，在宋朝的河东路与辽国的西京道，双方都有不少人开始相信，他们只是这场战争的看客而已。

所以，即使当十月初至之时，雁代都总管章楶与河东行营都总管折克行突然大举兴兵，自雁门、大石谷路两道并出，做出大举进攻朔、应辽军之势，许多人也觉得那只是迫于宋廷压力的徒劳之举。

朔州有耶律冲哥亲自坐镇，近在咫尺的应州也非当年潘美、杨业时兵力空虚的应州，辽军扼据形胜，以逸待劳，宋军倾河东之兵出击，结果十月八日折克行在应州遇伏，受挫退兵；十日，章楶闻折克行不利，亦引兵还雁门。自十月五日出兵算起，河东宋军的这次出击，前后不过五日，便告夭折。

即子庄关，后世之紫荆关。?

按，本节描叙之太行地理，主要参考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五卷。又，据严氏同书考证，太行诸道，古今地形地貌有相差极大者，许多道路，中古时期只能单骑通行，而近世已可通汽车；甚至有唐宋时与明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