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尽管马本来就不用穿衣服，他们还是不肯轻易地付钱，他们要求摘下马鞍和所有护具，生怕暗藏的缺点不被发现。然而他们对选择妻子这件事却显得很浮躁。女方除了眼睛、鼻子、耳朵、嘴巴在外面，没有被衣服遮盖以外，其他的全被衣服遮得严严实实的。可他们竟然通过一张脸评判一个女人，来决定自己的终身幸福。一旦以后的生活中发现了缺陷，那么婚姻生活难免会出现危机。幸福美满的婚姻，形体美构成也增加了精神层面的快乐。所以穿着衣服，就可能掩饰身体的残疾。一旦丈夫发现妻子的身体存在缺陷，再想同床共枕就是不可能的事情了。一个人的婚姻中，若遇到这样的残疾，也只能怪自己的命不好了。但我们要用法律的手段来捍卫自己的婚姻，免得上当受骗。在乌托邦及周围的国家里，仅有乌托邦实行的是一夫一妻制，故而，乌托邦人非常重视婚姻。除非男女一方死去，这种婚姻关系才会解除，但通奸或者其他的恶行也可解除婚约。一旦发生后两种情况，元老院允许受伤的一方重新择偶，而另一方就要承受永远不许再婚嫁这种侮辱。假如妻子并无不轨行为，仅仅是有疾病，男子是绝不允许和妻子分居，抛弃妻子的。在乌托邦人看来，这是多么地残忍无道，特别是在一个人最需要帮助和依靠的时候被遗弃。这样也会使一个年老的人得不到应有的照料和赡养，而年龄大了本身就多疾病。尽管有这样的规定加以限制，但夫妻生活不融洽的人，都有可能在生活中有自己满意的另一个人存在。但必须经过元老院的认真负责的审查，符合条件的便可得到同意，两个人又自愿分开，便可离婚，从此男的再娶，女的再嫁，双方各不相干。即使这样，离婚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如果随意地婚嫁离娶，那么怎样去维持夫妻生活的可靠美满，怎样保证夫妻情谊的建立啊！

破坏他人夫妻感情的人，将会被贬为最苦的奴隶。男女双方如果都是已婚，那么受害的男女可自愿向有奸情的男女提出离婚。受害的男女又可自愿组合成新的家庭，或者和其他的人结合。当然如果受害的一方仍念及旧情，不愿意轻易地与出轨的一方结束婚姻，愿意和其生活在一起，那么也可以不结束法律上的夫妻关系。如果出轨的一方痛改前非，重新做人，另一方也对其情义深厚，总督又怜悯他们，受罚方便可重新恢复自由，但如果其再出现不轨行为，将会被处以死刑。

其他的罪行，法律未提出相关的明文规定的，则由元老院根据罪行的轻重、情节的缓急，适当地进行惩罚。在家里，妻子儿女的犯错程度还没达到公开处理的要求，那么妻子的错误由其丈夫纠正，孩子的错误由其父母教诲。对于那些罪不可赦的家伙，则会贬为奴隶，并用枷锁加以约束。立即处死犯人对国家是不利的，相反，用枷锁加以限制是一个很好的约束他们的办法。在他们看来，犯人活着做工比其被处死的价值大一些。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警醒后人不要重蹈覆辙，若一旦再犯，将直接处死，就像杀死那些监牢枷锁都难以管束的野兽一般。一个人在被贬为奴隶之后，努力工作，经过长期的磨炼，真心地悔过，终于明白自己的处境，不是无缘无故地惩罚，而是自己罪孽深重，理应受罚。一旦这样，总督便可使用手中的大权，减轻其作为奴隶的待遇，或者让其重新做人，从奴隶生活中解脱出来。

在乌托邦，企图诱奸妇女的罪行不低于强奸罪的惩处力度。那些心里全是坏点子的人，再为非作歹就是犯罪行为。在乌托邦，犯罪未遂的犯人是不能为其开脱罪行的。在乌托邦，丑角的作用就是供人取乐的。虽然玩弄这样的人是不合传统，有失体面的。但是对他们的怪诞表现加以欣赏和赞赏是可以的，况且这对丑角是有益的。丑角通常不由这样的人担任：没有表演天赋，呆板麻木，总是沉默寡言，不会逗人发笑。一个渴望消遣的人如果对丑角的表演感觉不到消遣的快乐，得不到好处，便对其表演没有溢美之词了。因为丑角就是拿来供人消遣的。

他们认为对一个长得畸形或者带残疾的人加以讪笑是可耻的，被笑的人没有什么可耻的地方。对于别人的不是人力可以挽回的缺陷讥笑，就是无理取闹。自己天生美丽却不加珍惜，这样的人给人的印象便是懒惰，不思进取，而那些浓妆加身的人同样丑不可言。一个妻子在丈夫心中的美好形象的树立往往不是靠美貌，而是靠自身所具有的勤劳贤惠的品格。我们知道有些人是贪图美貌，但在丈夫心里能让其疼爱有加的妻子必然是德行高尚的人。

他们惩处罪行是严厉的，但对于善行的表扬同样是毫不吝啬的。任何对国家的进步作出贡献的人就应当受到尊重，为其在广场上树立雕塑，对其功绩大加赞赏，并希望其他人看到后更加努力，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奋发图强。

但要说明，在他们的国家里，任何人想通过不法手段为自己谋得一官半职，到最后什么官位都不会得到。官民的相处是融洽的，他们的长官平易近人，丝毫不摆官架子。老百姓把他们称作父母官，的确，他们的所作所为不愧这样的称呼。居民对他们的尊敬来自内心深处，并非形势所迫。总督与其他官员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们都戴着王冠，身着官袍，手里拿着一株花。而主教的特殊标志则是身前手持一根蜡烛。

乌托邦的法律不多，因为在这样的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