乃大贤，其德行与颜渊、闵子骞不相上下。然而他得了癞病，在生命垂危时，孔子去看他，因其病臭气难闻，不能入至其病榻前，便从窗户持其手叹息说，死大概是命吧？这样的人却得了这样的病！他并未责之罪。当然伯牛是无罪的。凡说人之非者有二。举出其错误使之知其过，这是朋友之信。另一种人对凡是不合己之爱憎的，便举而责之，好说人之恶。文化年间在浪速有个人号赤水、名惠迪、字文敏，文化五年己辰秋，他著《赤水余稿》一卷，书中对我批评得很苛刻，说我是任意妄为，咒骂我是贼。当时京师的朋友角鹿比豆流告诉我，并说要为我作解嘲之文。我未允，并对他说，好说人之恶者乃圣贤之所憎。他与我素不相识，且无一芥之怨，他是何等人，却那样肆无忌惮地骂我呢？他必是个狂人。狂人飞跑时，如果不是狂人也跟着跑，则也如同狂人无异。我从少年时就不理睬好吵架的人。

像他那样的人何足挂齿，为他浪费笔墨作解嘲文是没有大人气度。

我今阅《赤水余稿》，他在哀悼其次子的文中，对其子受到男娼(6) 女妓的悼念颇以为荣，其心术的卑鄙便可想而知。我虽不肖，但不犯国法，不行不仁不义事。我多年撰写的小说，对世人虽无大裨益，但官府许可，刊行的书肆和书画工、刻工、租书铺等，也因而得到了衣食，他一个人声嘶力竭地咒骂，大概是忌妒别人的名利吧？今江户写通俗小说者甚多，而他只对我口出恶言，盖认为我颇有学问，却写这种儿戏的东西，故而恨之吧？他是个好争之人，焉知吾志？最近我在此地的书肆打听《赤水余稿》，竟无知其名者。这样看来大概是卖不出去的书籍吧。他是否为了想卖其书，而借我的名字在书中夹了这篇恶论也未可知。如我作解嘲文则中了他的圈套，却正好给《赤水余稿》做了广告。于是自我劝阻：‘算了吧！算了吧！’心中并未介意，既未告诉别人，连我自己后来都忘了。现在顺便想起此事，算来已是三十多年了。人间真是什么样人都有啊！”主人说着把火盆拉过来，吹火盆里的烟。头陀非常钦佩地说：“老翁大概是学唐之张公艺吧？忍辱是我佛的第一教义，但非野衲之所能及。有人做汉学却不明谨慎之德，动辄好论，说人之恶。更有一种人以无恶为恶，大发议论而不怕别人憎恨，即俗所谓不讲理的浑人。如非老翁，谁能忍受这样的恶评？实在令人钦佩。顺便想再请教，最近此地的书贾，随便再版老翁之旧作，绘图小说。他们没有告诉老翁，便改换插图，甚至把像赞之词都加以增减，伪称是新版。老翁曾在本传的附录中指出过此事，故而知之。然而今年〔辛丑〕 春正月下旬，书肆英某出版的《雅俗要文》是老翁的著作，但有令人怀疑之处。此书的自序是天保十二年春正月，但并非在作序的那个月刻成发售的，且在左边有已故的令郎琴岭君的略注。令郎是在七年前乙未夏五月八日故去的，与老翁的自序的岁月不符。而且其书落款是著作堂马琴作，这也令人不解。马琴这个笔名老翁只用于合卷本(7) ，譬如南亩这个笔名也仅用之于合卷本；狂诗用寝惚之号；狂歌用四方赤良，或称做杏花园等等。我想《雅俗要文》并非通俗小说，不该用那个笔名。同时文中也有错字，似乎并未经过老翁校订，这究竟是为何？”主人答道：“是的，确有其事。拙著之《雅俗要文》是文政十一年春，应江户伯乐町的书肆永寿堂西村与八之约，于同年夏六月完稿，立即交给了与八。后来只听说那个书肆营业不佳未能出版，他也未来见我，已有十几年。可是今年二月听有人说《雅俗要文》出版了。我很吃惊，便买来一本让妇幼读给我听。诚如贵僧所说，稿本的自序是文政十一年夏六月吉日，同时在序中载有永寿堂之号。而那个英某随便加以更改，堂号和自序的年月都是假的。因此我急忙派人去英某处，询问其出版之事。他说：‘是从永寿堂的家人那里买来我的稿本，立即让笔工抄写刻印出版的。’于是又问他：‘为何不早告诉我，让我校阅？同时随便更改自序的年月和序中的堂号，更是错误的。另外这等著作不应用马琴的笔名。何况本文和略注都有错误？

后来想起自从永寿堂不到我这里来之后，很长期间也未将刻版的清样拿来给我看，便过了这些年。因此这些必须补刻，先将自序的年月和马琴二字赶快削去。’向他说了几次，他答应说：‘本来应当及时告诉您，可是疏忽了，实在对不起。’听说已经发售了一千多册，所以我的话有用还是没用，就没把握了。将那个刻印本让妇幼读给我听，虽然都注有假字，但因丢字太多，读了也听不清楚，真还不如隔靴搔痒。因此至今尚未读完，哪里能够勘误？譬如‘单叶’的注音假名ひとへはな，竟误作：‘ヒトヘハ’，这类的例子便知道两三个。又如三月部分的‘雏游’（注：三月三日女儿节摆偶人之游戏） 引了飞鸟井荣雅老君之歌：

都にてやよひのそらののどけくてひな

のあそびも思ひやるかな

（京师三月天晴朗，不觉想起摆偶人。）

将のどけくて误做のどかにて；あそびも的も误做を，这是笔工的误写。还有杂部三十八的本文中有竹都神宫之辞是错误的。对此辞之义，我友伊势松阪的小津桂窗，他有个看法，说竹都是指斋宫(8) 的遗址，距伊势神宫约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