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有时候觉得日子过得太慢；有时候又觉得太快了，简直来不及做什么！记得文化革命开始时，他刚三十出头，正是风华茂盛之时——结果这好年华白白地浪费掉了。前几年虽然恢复了工作，但也等于仍然在油锅里受煎熬。直到不久前“四人帮”被打倒后，他才好象一下子又变年轻了。只要国家有希望，工作就是把人累死也畅快！他多年来一直处在实际工作中，因此非常清楚十年文化革命所带来的灾难性破坏是多方面的，不可能在朝夕间就消除。

　　他常想，作为一个基层领导干部，必须在他的工作范围内既要埋头苦干，又要动脑筋想新办法。当然，眼下最重要的仍然是农民的吃饭问题。现在看来，没有大的政策变化，这问题照样解决不了。那么，能解决多少就解决多少，最起码先不要把人饿死……临近中午的时候，田福军才走到这个叫土崖凹的小村子。这村子只有十来户人家，是个生产队，属几架山外的一个大队管辖。全村没一个党员，也没一个团员；生产队长轮着当，一年换一个，每个男劳力几乎都当过了。

　　田福军被现在队长引到家里吃午饭。队长的一孔土窑象个山水洞一般黑暗，大白天进去竟然看不清家里有几个人。他坐在烂席片炕上向生产队长询问村里的情况。队长的老婆在锅灶上做饭。不久他才发现，这家人六个孩子一个比一个大点，都挤在门圪崂里惊恐地看他。

　　孩子们几乎不穿什么衣服，也分不清男女，一律剃着光头——大概是怕生虱子。午饭端上来后，田福军拿起一个玉米面馍。他刚准备吃，发现这黄馍上沾些黑东西。他一下从炕上站起来，走到后炕头上揭开锅盖。他看见，锅里只有两个玉米面馍，其它都是糠团子。他的喉咙顿时被堵塞了。

　　田福军把自己碗里的玉米面馍放进锅里，用手去拿糠团子。他手刚一抓，这团子就被他捏成了一把碎渣子。他顺手拿起锅台上的铁铲子，把这堆渣子铲在自己碗里，然后浇了两勺熬锅水，回到炕上埋下头吃起来。队长一家人吓得连一句话也不敢说。两个大人和六个孩子都眼睁睁地看着他吞咽那碗糠水饭。

　　他还没有把饭碗放下，门里突然闯进来一个老汉。田福军还没有反应过来，这老汉就双膝跪在队长的脚地上，一边向炕上的他磕头，一边嘴里连哭带喊：“青天大老爷！快救救我一家人的性命……”

　　田福军慌得一把掼下碗，跳下炕来扶起老汉，问他：“什么事？什么事？”

　　老汉连哭带说：“我一家三口人四天都没吃一颗五谷了！快饿死了……”

　　“一颗粮也没了？”田福军问。

　　“就是的……”

　　“口粮哩？”

　　“扣了！”

　　“为什么扣了？”

　　这时，队长开口说：“他家的小子出门盲流了，公社和大队命令要扣口粮。我们也不敢给……”

　　“我娃也是饿得不行了，才出门的……”老汉哭着说。“走，我到你们家去看看！”

　　田福军立刻扶着老汉出了队长家的门；队长本人也紧撵在后面来了。

　　田福军进了这老汉家，看见炕上睡着一个老婆婆，已经饿得奄奄一息了。他弯下腰问话，这老婆婆连眼皮都抬不起来，更没力气给他回答。在窑墙根下，还有一个十四五岁的女孩子，合住眼靠墙坐着，脸上已经成了青潢色。她见来了生人，勉强用手托着墙站起来，绝望地望着他。

　　田福军目睹这惨状，泪水汹涌般从眼睛里淌出来了。他哽咽着，狠狠揪着队长的肩膀，说：“快去盘粮食！”队长愚蠢地嗫嚅说：“公社和大队领导不放给他们分粮，我……”

　　“混蛋！”有教养的田福军忍不住破口大骂。他一把扯住长的衣服，拉着他即刻就去盘粮食。

　　当田福军和队长一人扛一口袋粮食回来时，这一家三口人都爬蜒着跪在门口，哭成了一堆……三天以后，遵照田福军的指示，后子头公社把二十几个大队书记都召集在了公社来开会。

　　会议一开始，田福军劈头就问：“你们哪个队有断了粮的家户？有多少户？缺多少粮？”

　　他的问话刚完，许多支部书记都哭开了。他们纷纷叙说各自队里的不幸状况。看来除过个别村，大部分村子都有许多缺粮户；有的只能维持一两个月，有的当下就揭不开锅了。

　　问题相当严重。如果不能及时解决，后子头公社今年可能要饿死不少人。不是说这些队没一颗粮食。所有的大队都有“战备粮”。但这些粮食是准备未来打仗吃的；上面规定，任何情况下都不准动用——动用这粮食就等于犯法！

　　此刻，田福军无法顾及个人的后果——他不能看着把人饿死。他当即决定，立即打开各队的粮库，尽快把粮食分发给缺粮户。战备粮空缺下的数目，以后逐渐再补上——这样就可以看作是借粮，而不是分粮。反正不管怎样，他已经严重违犯了禁令。他想，为此就是把他押到法庭上，他也可以为自己的行为辩护……田福军原来还准备在后子头公社呆几天，想再到公路沿线跑几个大队。但县革委会的吉普车突然到这里来接他。因为中央一位老首长来黄原视察工作，这位老首长又是原西县人，过几天就要回县上来，地区要求原西县全力做好接待工作。冯世宽接到通知后，立即派车接所有在外面的常委们回城，商量如何接这位老首长。

　　田福军虽然坐在了飞驰的吉普车里，但他的思想还在后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