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看到他架子上放的锅碗瓢盆是些什么样的，我断定（上帝知道我是怎么断定的）那两个蓬头发的女孩是霍普金斯船长的女儿，可那脏兮兮的女人并没嫁给霍普金斯船长。我怯怯地在他门口呆了不过两分钟，却带回这么多见识，就像我握在手里的手叉一样实在可靠。

那顿午饭有种吉普赛的风情在其中，而且很惬意。过午后不久，我去还霍普金斯船长刀叉，然后就回家，将探访的情况向米考伯太太报导以给予她安慰。一看到我回来，她就昏了过去；然后我们谈着这事的时候，她用一小罐热鸡蛋甜酒来慰劳我们。

我不知道，为了这一家的好，那些家具是怎么卖出去的，又由谁经手卖的，我只知道我没经手它们。不过，家具都被卖掉了，由辆货车拖走的，只剩下床和几把椅子，还有一张厨房用的桌子。带着这点东西，我们像驻营地一样住在温泽巷那所空房子的两间客厅里。米考伯太太，孩子们，那孤儿，还有我，都日夜住在那两间房间里。我不知道到底住了多久；不过我觉得很久很久。米考伯太太终于决定搬进监狱去住，米考伯先生现在在那里住着一个单间了。于是，我把钥匙还给房东，他很乐意地收回钥匙，除了我的床，其它的床全送到最高法院监狱；我的床送到监狱围墙外不远的一个小房间里了，这很合我意。因为在我们的坎坷中我和米考伯一家人彼此相处得太好，谁也舍不得离开谁了。那孤女也在那附近找到一个房租低廉的住处。我的卧室是一个斜屋顶下的后顶楼，面朝一个木场的大好风景。住在这里，想到米考伯先生的困难已到了危急关头，我觉得这小屋实乃天堂了。

在那段日子里，我一直在默德斯通·格林伯公司，怀着和一开始时同样的屈辱感，同样卑贱地和同样卑贱的工友为伍做苦力。可我从没结识任何人——无疑这是我的幸事——也不和每天进出于批发店而在吃饭时间里游荡在街头的那些少年中任何一人交谈。我还是那么过着暗自不快的生活，我仍那么独自地过那生活而不仰仗任何人。我能觉察到的唯一不同是：我变得更寒伧了，这是其一；其二是我对米考伯夫妇的种种忧虑已减轻；因为在他们困难时有些亲戚和朋友帮助他们，他们在狱中反比在狱外的许多时间还过得更惬意。凭着某种安排（具体情形我已记不得了），这时我常和他们一起吃早饭。我也不记得监狱的门早上什么时候开，我可以进去；可我知道我常常六点起床，没事我喜欢走来走去的地方是老伦敦桥，我常坐在那里的一个石龛里，看过往行人，或从栏杆上俯看那在纪念碑顶上燃烧的太阳投在水中的倒影。那孤女有时在这里看到我，我把关于码头和伦敦塔的一些恐怖故事告诉她；说到这些故事，我也只能说我希望自己能相信是真的。晚上，我总回监狱去，和米考伯先生在空地上走来走去，或和米考伯太太玩牌，听她回忆她的爸爸、妈妈。默德斯通先生是否知道我在什么地方，我也说不准。我从来不告诉默德斯通·格林伯公司的那些人。

米考伯先生的事虽然挨过了紧急关头，却又卷入了某个契据的麻烦中。关于那种契据，我听说过不少，据我现在想来那应该是一种先前写给债权人的文书，不过当时我怎么也闹不明白，现在看来我当时是把这玩艺和那些被认为一度在德国广为时兴的魔鬼般的文件混为一谈了。后来不知怎么搞的，这契据似乎失效了，不管怎么说，它不再像先前那样妨碍人了。于是，米考伯太太告诉我，“她娘家人”已决定：米考伯先生应当根据破产债务人法要求被释放。她预计这可在六个星期内办成。

“那时，”米考伯先生说，当时他也在一旁，“我再也不欠债了，谢天谢地呀，我一定要过一种全新的生活，如果——简言之，如果出现了什么机遇的话。”

为了把可记的事都写下来，我想起大约在这时，米考伯先生起草了一篇呈文给下议院，恳请修改因债务坐牢的法律。我所以把这事记下来，因为我用以往读过的书来套我已发生了变化的生活，把那些街头所见和男男女女来编入我的故事，记下这就给我自己提供了我当时这种做法的一个例证；而且，在我写自传时，这也能向我自己证明我无意间性格发展得具有某些特点是怎样在那时逐渐形成的。

监狱中有个俱乐部，由于米考伯先生是上流人物，他成了其中了不起的权威人士。米考伯先生把这呈文的意见在俱乐部里宣布后，得到那里的人们热烈赞同。于是，米考伯先生——他是个地地道道的好好先生，他对凡与他自己无关的事都非常热心积极，只要忙着于他自己绝无利益可言的事，他就兴致勃勃——就着手写起呈文来。他起草后又用一张大纸誊好，铺在一张桌子上，并指定一个时间，让全体俱乐部成员和所有关在墙内的人来他房里签名，只要他们愿意。

听说了这即将进行的盛典后，我是那么急于想看他们一个接一个进屋的场面，虽说我已经认识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他们也认识我了，我还是向默德斯通·格林伯公司请了一个小时的假，为了能仔细观察，我把自己安置在一个角落里，俱乐部的要员们尽这小房间能容地拥进来，米考伯先生被簇拥在那呈文前，而我的老朋友霍普金斯（为了表示对这一庄严事件的敬意，他把自己洗过了）就站在呈文附近，把它读给那些尚对其内容不详的人听。然后房门大开，普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