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七月一日之后才退休，警队要为他准备新的委任证和制服警章——在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香港主权移交后，“皇家香港员警”会变成“香港员警”，警徽上的王冠换成紫荆花。关振铎不是对“皇家”的称谓有什么留恋，他只是觉得，新的委任证他用不到一个月便要注销，这实在太浪费了。

　　过去八年间，关振铎都在刑事情报科工作“担任”组组长。B组的工作是分析情报，像是从大量的监视器影片中整理出嫌犯的身影、从累积数个月的监听纪录中抽出暴露罪证的一分钟。B组成员在工作上所冒的风险比其他警员低，他们不用像D组的同僚贴身跟踪可能怀有致命武器的歹徒，亦不用像A组的探员在目标地点隔壁夜以继日地截听、接触敌我难分的线民，更不用像早前成立的“攻击队”需要直接进行拘捕任务；可是，B组成员承受的精神压力却高于其他人，因为他们知道分析出来的每一个结果，对任务成败起著关键作用。以前就试过情报出错，低估了匪徒的火力，结果令前线警员殉职。

　　在B组工作，必须了解人命的价值。稍有轻率，即使是最微不足道的细节，也可能带来严重的后果。前线警员可以临机应变，在千钧一发间作出改变命运的决定，但B组的警员只能在事前抉择，或是在事后检讨错误——而这错误，往往是无法挽回的。

　　关振铎对这个岗位，可说是又爱又恨，情报科让他充分发挥所长，身处警方的情报核心，他掌握了全香港所有案件的情报，他的洞察力令其他部门获得更精准的资料，大大减少了行动失败的风险，保障了前线警员的安全。然而，关振铎并不喜欢这职位，因为他只能从其他人手上得到资讯。在加入情报科之前，他在地区的刑事侦缉部，重案组等部门工作，可以亲力亲为，在案发现场搜证、盘问证人和嫌犯，得到第一手的证言和证据，在情报科的八年里，他不时对其他部门传来的口供纪录感到疑惑。为什么查问的警员没就某一点追问？为什么没有检查现场的某一个角落？

　　“我还是适合在现场调查吧？”

　　关振铎偶然会这样想。不过，他知道这只是自己一厢情愿的想法，尤其他在四十五岁后，察觉身手已远不及年轻时灵活。在前线从事侦缉工作，意味着跟悍匪对峙的可能，关振铎很清楚自己已没有这一份魄力了。

　　何况，他的职级不容许他踏足前线。

　　在行动中干活的，只会是督察级和员佐级警务人员。宪委级的警司或更高的阶级，负责的是策画行动、指挥部下等统筹工作。关振铎知道，其实自己在情报科B组管太多，近年他都尽最让手下办事，只在关键时刻插手，指出下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