厅里没有人，虽然今早我看到他们外出，他们回家必须经过士多店前，但难保我看走眼，我蹑手蹑脚地走到杜自强和苏松的房门外，仔细倾听，再到厨房和厕所，确认无人后示意站在玄关的阿七可以进来。

　　板问房的房门没有门锁，这给予我们很大的方便，我轻轻推开杜自强房间的门，里面跟平时看到的没有分别。因为房间没有锁，我们会把贵重的东西锁在抽屉，不过老实说，我们这些穷光蛋根本没有“贵重的东西”，会打我们主意的小偷一定是笨蛋中的笨蛋。

　　“我以为你会拒绝这种非法搜查哩。”我左顾右盼、张望房间的每个角落时，揶揄阿七道。

　　“紧急法令下，警员可以主动搜查任何可疑人物的居所。这不是我的职务范围，但我有权力这样做。”阿七语气平淡地说，他似乎没意识到我是寻他开心。

　　杜自强的房间没几件东西，就是有一张床、一张书桌，两张木椅、一个抽屉柜。床靠在房间右边的墙，正好贴着我和大哥的房间，捕屉柜就在床头，书桌和椅子在房间左面。墙上有几个挂钩，挂著两件衬衫。我们这些穷鬼，只有“单吊西”o，衣橱什么的，都是得物无所用，自然不会出现在房间内。

　　书桌和抽屉柜上，放著不少书本，也有好些笔记簿，我猜是他当记者时的工作资料。书桌上还有一盏棱灯、一个笔筒、一个暖水瓶、一个杯子，以及I些放杂物的铁盒D抽屉柜上有收音机和闹钟，而第一层的抽屉有锁孔，我伸手拉了拉，发觉上了锁。

　　“让我看看能不能打开。”阿七说。

　　“我猜，里面没有重要的东西吧。”我退后两步，说。

　　“为什么？这抽屉上锁了啊。”

　　“杜自强或许会把重要的东西锁进抽屉，但我想那个姓邹的不会。”我边说边跪在地上，探视床底下，“假如我之前说的没错，郑天生被捕是苦肉计，他们准备声东击西，使用这种诡计的人才不会把重要的物件放在锁上的抽屉里，因为那太明显了。万一杜自强被盯上，员警要搜查，那个抽屉大概是第一个会被破开的目标。我猜里面应该有一堆煽动性传单之类，但绝不会有跟炸弹相关的线索。员警搜到传单，已有足够理由去起诉犯人，便不会再挖下去。”

　　阿七停下手，对我点点头。

　　“有道理。我看看书桌上的书册和笔记簿有没有线索。”他说。

　　我检查了床底下、床板间。都没有看到可疑的东西，阿七逐本书翻看，我问他有没有发现，他只摇摇头，我们打开没有上锁的抽屉，除了一些破旧的内衣裤和杂物外，没有任何异样。

　　“你听到他们讨论阴谋时，有没有什么特别发现？”阿七问。

　　我努力回忆前天听到的每一个细节。

　　——“总之阿杜和阿苏从北角出发，我会在这个据点等候。”

　　我记得姓邹的说过这句。

　　“啊！是地图！”我灵光一闪，嚷道。

　　“地图？”

　　“邹师傅说过，他会在‘这个据点’等候杜自强和苏松。我那时以为他说的是这个房间，但现在细心一想，那句话大有问题。如果他叫杜自强他们在这儿等候他便很合理，但反过来他在这儿等他们，实在很奇怪嘛！我和房东夫妇都没见过那个邹师傅，杜自强和苏忪让一个客人留下来等自己，怎看都不合理。所以，他们应该是在看地图，邹师傅嘴上说的”这个据点“，其实是指着地图上的某个地方。”

　　单吊西：俗语，意即‘只有一套的西装’。六○年代香港普遍有“先敬罗衣后敬人”的观念，即使工作上不一定要穿西装。社会上大部分男性至少有一套西服，用作出席某些场合之用。相反，如果工作上有需要穿西装（例如经纪），便可能同一套穿到底。

　　“换句话说，地图上很可能记下了他们计画的细节。”阿七点点头，表示同意，“不过，地图在哪？我翻过那些书，没有地图。”

　　我再细心想当天的每句话，可是没有再找到线索。

　　“没有，我想不……啊！”我边说边离开床边，却猛然想起一件事。房间有两张椅子，他们有四个人，自然有两人坐在床边，当苏松和邹师傅讨论完“做饵”和“动手”等细节时，他的声音变小，如果当时他手拿着地图，讨论完准备藏好，那么他的声音变小，便是代表他离开贴着我房间的床。

　　而在房间另一边的，是书桌。

　　我走到书桌前，蹲下细看，没在桌下看到任何东西，再探头看看桌子和墙壁之间的隙缝，亦没有发现，我以为自己弄错了，正要找其他地方时，却留意到那盏槌灯的底座有点大，我举起台灯，用手指甲试着仪开底座的底部，“哢”的一声，圆形的底盘掉下，那个底座的空间中有一张折好的地图。

　　“哦！你真行。”阿七瞪大眼睛，兴奋地说。

　　我们打开地图，放在桌上。那是一张香港地图，上面有好几处用铅笔标示的地点，有些地点还附有数位。在铜锣湾裁判司署的位置上，有一个“X”，旁边还写上“八月十八日。上午十点”，而在尖沙咀员警宿舍、中央裁判司署，美利楼和沙田火车站分别标示著“1”，“2”、“3”、“4”，却没有日期和时间。反而在中环统一码头附近的租庇利街与德辅道中交界，画著一个圆圈，并且写着“第一，八月十九日，上午十一点”，另外在九龙油麻地佐敦道码头亦有一个圆形。我记得苏松他E：提过北角，可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