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框、四角嵌贝壳的镜子。我横躺在床绷上，凝视着天花板，然后视线停留在墙纸的图案上。我几乎把额头贴在墙上，想看个仔细。乡野的场景。姑娘们戴着复杂的假发荡秋千。牧童穿着灯笼短裤弹奏曼陀林。乔林中月色溶溶。这一切唤不起我任何回忆，而当我在这张床上睡觉的时候，这些画一定对我并不陌生。我在天花板上、墙上、门那边寻找一个迹象，一丝痕迹，但不清楚究竟是什么。没有一样东西吸引住我的目光。

我站起来，一直走到窗前。我往楼下看。

街上僻静无人，比我进楼时更昏暗。警察仍在对面人行道上站岗。左边，如果我偏一下头，就能瞥见一个同样僻静无人的广场，有另外一些警察在站岗。所有这些楼房的窗户似乎吸收了渐渐降临的夜色。这些窗户是黑的，看得出里面无人居住。

于是，我心里咯噔了一下。从这间屋里看到的景象使我产生了已经领略过的不安和忧虑。这些房屋的正面，这条僻静的街，这些在暮色中站岗的人影，暗中令我心慌意乱，正如往昔熟悉的一首歌，或一种香水。我确信，过去在同一时刻，我经常待在这儿窥伺，纹丝不动，不做任何动作，甚至不敢开灯。

我回到客厅时，以为一个人都没有了，但她躺在丝绒长椅上睡着了。我轻轻地走过去，在长椅的另一头坐下。白羊毛地毯中间放了一个托盘，里面有个茶壶和两只茶杯。我轻咳了两声。她没有醒。于是我在两只杯子里斟了茶。茶是凉的。

长椅旁的灯只照亮一部分房间，我几乎辨不出桌子、人体模型和缝纫机，以及德妮丝扔在这儿的东西。我们在这个房间里是如何度过夜晚的？怎样才能知道呢？

我一小口一小口地啜着茶。我听见她的呼吸声，难以觉察的呼吸声。但房间如此寂静，哪怕最小的声响，最轻的耳语，也清晰得令人不安。何必叫醒她呢？她无法告诉我许多事。我把茶杯放在羊毛地毯上。

离开房间时，地板被我踩得咯啦咯啦地响。我走进过道。

我摸索着找门，然后找楼道的定时灯。我尽可能轻地关上门。刚推开另一扇镶小方格玻璃的门，准备穿过楼房入口处时，心里又咯噔了一下，和刚才凭窗眺望时一样。入口处球形玻璃罩顶灯挥洒下一片白光。渐渐地我习惯了这过于耀眼的光。我待在那儿凝视着灰墙和门上闪闪发光的小方格玻璃。

一种感觉油然而生，好像那些稍纵即逝的梦的碎片，你醒来时试图抓住它们，以便把梦补圆。我觉得自己在漆黑的巴黎行走，推开康巴塞雷斯街这幢楼房的门。突然间我的眼睛被晃得睁不开来，有几秒钟我什么也看不见，因为入口处的白光与外面的夜色反差太大了。

这是哪个年代的事？名叫佩德罗·麦克埃沃依的我，每晚会回到这里？我认得出入口、长方形大擦鞋垫、灰墙、有一道铜箍的球形玻璃罩顶灯吗？在门的小方块玻璃后面，我看见楼梯的起步，真想登上楼梯，再做一遍我做过的动作，走走以前的路线。

我相信，在各栋楼房的入口处，仍然回响着天天走过、然后失去踪影的那些人的脚步声。他们所经之处有某种东西在继续颤动，一些越来越微弱的声波，如果留心，仍然可以接收到。其实，我或许根本不是这位佩德罗·麦克埃沃依，我什么也不是。但一些声波穿过我的全身，时而遥远，时而强烈，所有这些在空气中飘荡的分散的回声凝结以后，便成了我。

十六

康邦街，卡斯蒂耶旅馆。接待处对面有间小客厅。玻璃门书橱里摆放着一套L.德·维埃尔—卡斯泰尔撰写的《王朝复辟史》。一天晚上，上楼回房间前，我或许取了其中的一卷，并把当作书签用的信、相片或电报忘在了书中。但我不敢向守门人要求翻阅十七卷书，以便寻回自己的踪迹。

旅馆尽里面有个小院，墙上搭了绿色格子架，上面爬满常春藤。地面呈赭石色，网球场沙地的颜色。有几张花园的桌椅。

这么说，我和德妮丝·库德勒斯在这儿生活过。我们的房间朝向康邦街还是朝向院子？

十七

奥斯特利茨滨河路9号乙。一栋四层楼，一扇可通车辆的大门开向一条墙壁漆成黄色的过道。一间“海员咖啡馆”，玻璃门后挂着一块牌子，上面用鲜红的字母写着：MEN SPREEKT VLAAMCH。

柜台前挤着十来个人。我在靠里面墙的一张空桌边坐下。墙上有幅港口的大照片，照片下方写着：安特卫普。

顾客们在柜台前大声讲着话。他们大概都在本街区工作，来喝一杯晚餐前的开胃酒。玻璃门旁有架电动弹子机，一个穿海军蓝色西装、打着领带的人站在它前面，他的服装与身穿羊皮黑上衣、皮上装或工作服的其他人构成鲜明的对照。他沉着地玩着，用一只软绵绵的手拉着电动弹子机的弹簧柄。

香烟和烟斗冒出的烟刺痛我的眼睛，呛得我咳嗽。空气中飘着熬猪油的气味。

“你要什么？”

我没有看见他走过来。我甚至想不会有人来问我要什么，因为我坐在尽里面的桌子边，不会被人注意。

“一杯速溶咖啡。”我对他说。

这是个身材矮小的人，年龄六十上下，一头白发，满面通红，大概几杯开胃酒已下了肚。浅蓝色的眸子在鲜红面色的衬托下显得更淡。这白、红、蓝三色如同给陶器涂的彩釉，使人快活。

“请原谅……”正当他回柜台的时候，我对他说，“门上的字是什么意思？”

“MEN SPREEKT VLA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