怕丢命。墨里不止一次地身临过险境。他恨的是有人把暗杀他的伙伴当成某种政治手段的一部分，这是对他的职业的不公正和侮辱。但这些人不是疯子，对吧？行为科学的专家们说他们不是疯子，倒是浪漫主义者——是有信仰的人。人们愿意把自己托付给一种理想，并且为了实现这种理想而去犯罪。真是伟大的浪漫主义者！

“吉米，还记得过去的好时光吗？有一回我们追捕抢银行的匪徒，他们正在忙着分赃哩。”

“我从来没于过这些事情。我以前主要是抓普通的贼、后来才派我去对付杀人犯。但恐怖主义确实使人怀念过去那些对付普通暴徒的日子，我甚至还记得他们是什么时候弃邪归正的。”欧文斯又往杯子里倒了些红葡萄酒。对于伦敦警察厅来说，逐渐突出的一个问题，便是使用武器犯罪的情况越来越多，据晚报报道，在英国的恐怖活动中，这种情况也已较普遍。伦敦的世风正在变化，欧文斯对此一点儿也不喜欢。

电话铃响了。墨里的秘书刚下班，他便自己拿起话筒。

“我是墨里。嗨，鲍勃。是嘛，他正好在这儿。吉米，鲍勃?哈莱德找你。”他把话筒逐过去。

“我是欧文斯中校。”他饮了口葡萄酒，突然放下杯子，招手要了铅笔和拍纸簿，“到底在哪儿？你已经。好，干得不错。我这就去。”

“什么事？”墨里马上问。 “我们刚得到一个秘密消息，同那个德怀尔有关。在杜立街的一座公寓里发现了制造炸弹的工厂。”

“是不是就在流经伦敦塔的那条河对面？”

“就是那儿，我走了。”欧文斯站起来，一把抓过大衣。

“我跟你去行吗？”

“丹，你必须记住……”

“不插手。”墨里也站了起来。一只手不由自主地摸了摸左胯部，他的左轮手枪在那儿，而他在外国是不能带枪的。欧文斯从不佩枪。墨里心想，当了警察怎么能不带武器呢。他们一起离开了墨里的办公室，快步走到回廊上，往左一拐去乘电梯。两分钟后就到了大使馆的地下停车场。已经有两名警察坐在车里了，而中校的司机则跟着他们跑了出来。

墨里坐进后座，车一开到街上，欧文斯就拿起了无线话筒。

“你还有人吗？”墨里问道。

“有。鲍勃会带一队人很快赶到那儿的。德怀尔，感谢上帝！说得一丝不差！”欧文斯越想遮掩他的情绪，便越是激动得象个圣诞节早晨看见了礼物的孩子。

“谁暗中通知你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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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匿名者。一个男人的声音，说是望进窗子里，看见在装导线，还看见一些小包装的东西。”

“绝啦！自己偷看来的东西还偷偷告诉警察——大概怕他老婆知道他在干什么吧。行啦，你算捉住扳头了。”墨里咧嘴笑笑。象这样渺茫的事情，他碰到好几次了，没有一次是成功的。

黄昏时分，交通拥挤，再拉警报器也没用。到杜立街才五英里路，足足用了二十分钟，这么长一段时间，什么都要落空了。欧文斯听着无线电话，知道他的部下已经到达那幢可疑的公寓，便伸出拳头轻轻击打着汽车前门的扶手。汽车终于驶过了伦敦塔桥，往右拐去。司机把车停在人行道边，向另外两辆警车停在一起。

这是一幢三层楼的房子，坐落在工人住宅区，砖头灰黄，很脏。隔壁是一家小酒吧，每日菜单胡乱写在一块黑板上。有几个人站在酒吧门口，手握酒瓶，望着警察。大部分人站在街道对面。欧文斯朝门口跑去，有个便衣侦探正站在那儿等他。

“全妥啦，先生。我们拘留了嫌疑犯。在后面的顶层。”

中校一路小跑，奔上楼去，墨里紧随其后。在顶层的楼梯口又碰见一个侦探。欧文斯脑上挂着严厉而满意的微笑，走完了最后的三十英尺。

“全利索了，先生。”哈莱德说：“这就是嫌疑犯。”

莫林?德怀尔赤身露体，平展展地躺在地板上。身体周围是一摊水，一溜湿脚印从旁边的浴室里一直伸到她躺的地方。

“她正在洗澡。”哈莱德解释说，“手枪搁在厨房的桌子上，没碰到什么麻烦。”

“你叫女侦探了吗？”

“叫了，先生，奇怪的是她还没到。”

“交通糟透了。”欧文斯说。

“有其他迹象吗？”

“没有，先生。一点也没有。只有这些。”哈莱德答道。

简陋的房间里仅有的那张写字台的最下面一个抽屉放在地板上。里面有几块东西看来象是可塑炸药，有几个雷管，还有一些可能是电子定时器。有个侦探已经在填写清单，另一个正忙着用相机和闪光灯给整个房间拍照，还有一个在收集物证。房间里搜出来的东西都要贴上标签，装进一只干净的塑料袋里存放起来，以备中央刑事法院下一次审判恐怖分子时作证用。全是满意的微笑——除了莫林?德怀尔，她的脸贴着地板。两个侦探守在她身边，看管着这位赤裸裸、湿淋淋的姑娘。他们左轮手枪上了膛，插在枪套里，脸上毫无同情之色。

墨里站在门口，没有介入，而眼睛却看着欧文斯的侦探们处理现场。没什么可挑剔的。嫌疑犯抓住了，现场清理完了，物证也收集了，每样东西都进行了登记。他看到嫌疑犯一动不动地躺着。一名女警察会对她进行彻底的搜身，看看她是否“窝藏”了可能有危险的东西。这将使德怀尔小姐的风范颇为难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