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踢出了波士顿，夹着尾巴跑了。至少这次行动已经有了政治上的反响，而这，他对自己说，是成功的真正尺度。

从他的观点看，成功意味着他赢得了声誉。他和他的人已为一个新建的革命团体提供了内行而且熟练的帮助。现在他能够指望他的非洲朋友们提供资金了。依他的想法，他们实在不是非洲人，但他们喜欢这样称呼自己。有许多方式可以打击美国和引起公众的注意。他们的方式是任何革命团体还不曾采用过的。举例来说，倘使他能立即使十五个州断电，那会怎么样？亚历克斯?杜彭斯知道怎么干，革命者当然必须懂得怎样去袭击别人的住处，但是，怎样才算是干得更好，更可靠呢？假如他能证实这个腐败的政府甚至不能保证人们家里的电灯亮，那么接下去人们会产生怎样的疑虑呢？他认为美国是一个物质的社会。假如物质得不到保证，那又会怎么样呢？人们然后会想些什么呢？他不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但是，他知道某些事情会发生变化，而这变化正是他所追求的。

第十九章　障碍与逾越

“他是个古怪的家伙。”欧文斯说。这一叠个人经历的档案材料是三个星期工作的成果。当然，本来可以干得更快些，但如果你不想让被调查者发觉，那么你就不得不更谨慎小心些。

丹尼斯?库利是贝尔法斯特人，出生在一个中产阶级的天主教家庭。虽说是天主教家庭，他已故的双亲却不去教堂做礼拜，在这一个生与死均由宗教来解释的地区显得很古怪。丹尼斯一直去做礼拜——对于一个受教区学校教育的人来说这是必然的——直到大学，然后有一次没有去，而从此就未去过。根本没有犯罪记录。一件都没有。甚至他的受怀疑的同事、朋友的档案中也没有涉及他的地方。作为一个大学生，他曾与几个激进团体的外围成员有过接触，但从未参加进去。在所学的功课中他显然偏爱文学，他以优等成绩从大学毕业。

在他们掌握的有关库利的材料中，有两年只有纳税记录。他曾在他父亲的书店里工作。而对警察来说，他简直不存在。这也是警察工作中的一个问题——只注意犯罪的人。在贝尔法斯特所作的一些非常小心谨慎的调查也没有发现他的任何问题。各种类型的人都去过这家书店，甚至包括英联邦军队的士兵。他们去那里的时候大约是库利大学刚毕业的时候。书店的橱窗曾被新教徒的抢劫分子打碎过一二次——这就是原先派军队到那里去的原因——但未发生比这更严重的事情。年轻的丹尼斯不常去本地的小酒店，没有引起过人们的注意。他不属于任何教会组织，不属于任何政治俱乐部，也不属于任何体育团体。

然后，他的双亲在一次车祸中丧生。

叩击着欧文斯心灵的是他们死于非命的方式非常普遍。某个星期天的下午，一辆卡车的刹车失灵，撞上了他们的微型汽车。在北爱尔兰，“正常地”死去几乎是没有的，人们往往死于爆炸，死于恐怖分子的枪击。丹尼斯?库利办完了保险赔偿手续，在本地的教堂举行了一个安静的、参加者很少的葬礼仪式之后，又象以前一样继续经营这家书店。几年以后，他卖掉了它，移居伦敦，首先在爵士桥创建了一家书店，不久又在他书店所在的拱形走廊里盘进了一家商店。

纳税记录显示出他为自己安排了一种舒适的生活。对他公寓的房间的检查结果表明他的生活量入为出。同他有过生意交往的人对他印象很好。比阿特丽克斯，他的雇员之一，显然喜欢在他那里兼职工作。库利没有朋友，仍然不常去当地的小酒店——似乎是根本难得去喝酒——独身生活，没有已知的关于两性方面的偏爱，为业务事宜经常外出旅行。

“他是个非常不起眼的人，一个无足轻重的人。他的父母怎么样？”欧文斯说。

阿什利回答：“在人们记忆之中他们是本地的共产主义者。不偏激，却是坚定的布尔什维克，这样一直到一九五六年匈牙利暴动发生。那次暴动似乎使他们清醒了过来，以后他们仍坦率地坚持左翼观点。但他们显然不参加政治活动了。他们留给人们的印象，实际上是两位相当文雅的、但有点古怪的人。他们明显地鼓励当地的孩子读书——不用说，这对他们的生意有好处。能准时付清帐单。除此以外，就没什么了。”

“那个女孩子比阿特丽克斯呢？”

“她是在公立学校中接受的教育。没有上大学，但自学了文学及出版史，和她上了岁数的父亲一起生活——他是退休的英国皇家空军中士。她没有社交生活，晚上的时间可能都花在看电视和品茶上。她相当强烈地厌恶爱尔兰人，但和丹尼斯先生一起工作却不在乎，因为他在那一行中是一位专家。这中间不会有什么事的。”

“因此，我们这位从事珍贵书籍交易的商人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家庭，但没有和任何恐怖分子集团发生联系。”欧文斯总结说：“他在大学读书大约是与我们的朋友奥唐纳同一时期，不是吗？”

“是的，但没有人记得他们是否相识。事实上，他们的住宅仅隔几条街，也无人记得凯文?奥唐纳是否常去那家书店。”阿什利耸了耸肩。

欧文斯走到他的办公室的一角，倒了一杯茶。一个有马克思主义背景的家伙和奥唐纳在同一时间里上同一所大学。尽管从整体上还缺乏联系，但这已经够值得追根究底了。假如他们能发现某些情况暗示库利与奥唐纳互相认识，那么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