矩，似乎待漏院不是议论朝政的地方吧，那么公为何破坏这个规矩？介甫公变法，用心肯定是好的，勿用置疑。不过介甫一些变法方法，我还没有想明白，因此也不会立即同意。苏辙也想国家变得更好，让大宋迎来下官所说的美好时代，因此尽管他因反对而贬去洛阳，下官还是前去送行了。吕惠卿赞成变法，他用心也是好的，因此下官依然与他交好。如何治国，一千人眼中有一千种方法，你非是圣人，我更不是圣人。不能因为别人想法与自己不同，那就要统统打倒。那不是圣人，而是妖魔戾鬼。因为即便官家，都做不到这一点！”

“何谓君子，我拜师时，恩师刻意说了一句，君子温润，温润似玉，故古今往来，多称君子如玉。或者儒家所说的温良恭俭谦让。参照这一标准，我朝能有多少君子？然而那么多君子……范公，难道君子可以自己给自己封加？这些人也算是君子，不过前面九成得必须加上一个字，伪！”

“范公，我忠的是大宋皇帝，大宋社谡，而非是忠的司马君实，或者是你，或者是吕公，我爱的是亿兆大宋子民，而是少数权贵与他们的家人。我要做的事，就是替大宋构建那个美好时代，而非是贫者益贫，富者益富，国家积贫积弱！”

“范公，你以你父亲为榜样，那太高了，我学不来。不过范公既然以你父亲为榜样，他阿附权贵吗，他没有立场，只听人怂恿吗？至于一些人借助这个变法与不变之际，浑水摸鱼，媚上欺下，以此换取富贵，不好意思，来一个，泼一个！范公，这些都是白痴一般的问题，我不想再对你释疑了！”

第四二一章新世纪

其实王巨不是想骂范纯仁，即便骂了，也带着一种恨铁不成钢的含味。

如果在战与和上抬杠，王巨是能理解的，能想到深层次庆历战争失败原因的人并不多，甚至不愿意去想。想不到或者不愿意去想，那么看到的只是庆历战争给国家给百姓带来的巨大伤害，所以静、和、安，在宋朝占据着主流。

然而大程只是棋子，范纯仁都想不到，难道不是白痴吗？

但王巨不管骂不骂范纯仁不要紧，也不管是否顺带着讥讽了程颢，主要他夹带的私货太多了，话外之音太多了。

他一番话说出后，有一部分官员更折服，但有一部分官员更反感。

这个无所谓了，因为太监传召，让他们进宫了，新世纪开始！

宰相在前，后面的官员按照各自品阶进殿。

章惇挪到后面，道：“子安，说得好啊。”

“子厚，不得己罢了。”

“大宋一定会有一个美好时代。”

王巨微微一笑。

新世纪开始了，但未必是一个美好时代。

在这一刻，王巨忽然脑子变得无比的清醒。

所谓的权利，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决策、理事权。

就象宋朝的实职官与阶官，不管这两个官职有多大，真正做事的乃是差官。因此宋朝从赵匡义时起，就开始将权利再三架空重叠，包括差官制度。

差官制度是将理事权变成了临时制度，权利也就随之减缩。各部司权利架空重叠，也就是将决策、理事权扩大，相互掣肘。因此有了那么一点民主的范儿。

然而这样一来，政令自然不能通畅了，于是自条例司开始后，宋朝渐渐“简政”，简政不是向宰相身上集权，同样在向皇帝身上集权。这就要皇帝理政，皇帝不理政了，这些事务得有人决策，然后只能落到宰相头上，蔡京之流便出现了。

其次是人。

比如江宁知州是王安石的人，那么他肯定支持变法，自下往下梳理，江宁无形中就会成了王安石的地盘。不过在宋朝想通过这个人控制地方，同样很难。一是各路转运使与刑狱使只是一个承接机构，对各州军没有实际掌控权利，二是宋朝各州军数量太多了，三百多个，没有那一个宰相能掌控三百多个州军官员的能力。

于是宋朝前期除了赵匡胤时代的赵普外，再没有出现过超级权相。

但现在王安石为了变法，不得不“简政”，将权利划分清楚，各部司权利集中，包括自己也是这么做的，如军器监，原来西府插手了，三司插手了，内藏库插手了，一些大州府也插手了，然而除了地方那块，余下京城部分，自己将它们一起集中了。集中的好处，权利清楚，职责也清楚了，就能实现真正的问责制。可这样一来，掣肘的也少了。

军器监问题不大，它只是负责生产与贮藏武器的，然而放大到全国军国大政上呢？

韩琦又恶心了一回赵顼。

所以赵顼有了后来的心理，想变法，必须给王安石更多的权利。给了更多的权利，赵顼又更加不放心，于是坚持“异论相搅”，朝中一直留着反对党。

这样的心理……

王介甫，你真做好准备了吗？

诸位官员鱼贯入殿。这个朝会也不是象后人所想的那样，第一人很多，即便起居朝也有近百号人，这种大朝会好几百人，实际京官更多，还有许多更低层的京官，连参加朔望大朝的资格都没有。

其次越是大朝，越是近乎形式。一般言事，都是将奏子递到两府或者御史台，再通过这三个部门决策，若是事关重大，再由三个部门交给皇帝亲批。另外就是一些亲近的大臣有密奏权，直接交给皇帝的，有，不过不多。

另外就是不得有违朝仪，如范仲淹问王曾，你为什么不管吕夷简，王曾说了那句有名气的话“夫执政者，恩欲归己，怨使谁归？”后来忍无可忍了，吕夷简，我们同归于尽吧。

他不用上书，只简单地来到赵祯面前，说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