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问凤时，他立刻作出让步，叹了口气，这一举动表现出他对西贡、闷热的天气，乃至整个人类的境况都感到十分疲倦。

他用英语说道：“很抱歉，我不得不请你来。”

“不是请，而是命令。”

“噢，这些本地警察——他们不会做事。”他的双眼盯住《思想录》的一页，好像他仍专注于那些悲伤的言论。“我想问你一些关于派尔的问题。”

“你最好去问他自己。”

他转身面对着凤，并以法语严厉地询问道：“你和派尔先生一起住多久了？”

“一个月——我不知道。”她回答说。

“他给你多少钱？”

“你没有权利问她这些，”我说，“她又不卖身。”

“她过去是和你同居，对吗？”他突然问道，“有那么两年。”

“我是一个记者，按理说应当报道你们的战争——在你们允许的范围内。别让我给你们贡献丑闻。”

“关于派尔，你知道多少呢？请回答我的问题，福勒先生。我不想过问。但这次事件很严重。请相信我，这次非常严重。”

“我不是一个告密者。所有我能告诉你的关于派尔的事情，你都知道。三十二岁，受雇于美国经济援助代表团，国籍是美国。”

“你听起来像他的一个朋友。”维戈特说，他的视线从我身上又落到凤那里。一名本地警察走了进来，送来三杯黑咖啡。

“或者你们愿意喝茶？”维戈特问道。

“我是他的朋友，”我说道，“为什么不是呢？总有一天我会回家的，不是吗？我又不能带着她回去。她会跟派尔在一起。这样的安排很合理。而且他会娶她的，他说过。他很可能这么做，你知道。按他的为人来说，他是个不错的家伙。严肃又认真。不像欧洲那帮嘈杂的浑蛋。他是一个安静的美国人。”我精确地对他进行总结，就好像我可能会说他是“一只蓝色的蜥蜴”或者“一头白色的大象”。

维戈特说：“是的。”他似乎正从办公桌上寻找词句，以便像我一样准确传达自己的意思，“一个非常安静的美国人。”他坐在又小又热的办公室里，等着我们两个中的谁先开口说话。一只蚊子嗡嗡飞来，我盯着凤看。鸦片让你变得很机敏——也许是因为它有着安稳神经、镇定情绪的作用。没有什么事情会让氛围变得像现在这样严肃，即便是死亡。凤，我想，还没留意到他凄凉且确切的音调，她的英语很差。当她坐到坚硬的办公椅上还在耐心地等待着派尔时，我就已经放弃了等待，并且看得出来，维戈特将这两种情绪尽收眼底。

“你第一次是怎么见到他的？“维戈特问我。

我要怎么向他解释，是派尔跑来见我的呢？去年九月，我看见他穿过广场，向着大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