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绕穿插着大堆大堆的缎带和气球。有时，她经过一条条大道，两旁是静悄悄的住宅，它们都郑重其事地编着号，“一”、“二”，一直到二三百。这些房屋全都一模一样，仿佛出自同一个模子，都是两根柱子，六级台阶，窗帘整齐地拉好，桌上摆着一家人的午餐，一扇窗里有只鹦鹉望向窗外，另一扇窗里则是个男仆。她被这种单调、整齐划一的风格搞得头晕目眩。后来，她又穿过了几个大广场，广场中央立着一座座闪闪发光的黑色雕像，都是些体态臃肿的男人，纽扣绷得紧紧的，还有腾跃的战马、高耸的柱子、起起落落的喷泉和飞来飞去的鸽子。她沿着人行道走啊、走啊，直走得饥肠辘辘。突然，她的胸口有什么东西扑腾了起来，仿佛在责怪她竟然把它忘了。那是她的诗稿：《橡树》。

她对自己的疏忽感到手足无措，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奇怪的是，这时街上一辆马车也没有，空空荡荡的，只有一位老绅士正向她走来。他走路的样子有点眼熟。他走近了一点。她肯定他们以前在什么地方见过。但是，在哪里呢？这位装扮整齐，手里拎着手杖，扣眼里别着朵鲜花，满面红光，大腹便便，白胡子梳得一丝不苟的老绅士，难道是他？哦，老天作证，真的是他！——她的老相识，很久很久以前的相识，尼克·格林！

同一时刻，他也看见、记起并认出了她。“奥兰多夫人！”他惊呼一声，挥帽致意，帽子差点掉到了地上。

“尼古拉斯爵士！”她也叫起来。从他的打扮、举止中，她凭直觉知道，此人如今想必发了迹，一定受封爵士了，而且无疑还顶着许多其他头衔。在伊丽莎白时代，他穷困潦倒，写一行字只能赚一便士，但言语却尖酸刻薄得很，曾对她自己和其他无数人大加挞伐。

他又鞠了一躬，表示承认她的结论完全正确；他不但是爵士，还是文学博士和教授，著作等身。简而言之，他成了维多利亚时代最负盛名的批评家。

遇到多年前曾给自己带来巨大痛苦的人，奥兰多心里五味杂陈，难以名状。难道面前的这个人，就是当年那个疾病缠身、一刻也安静不下来的家伙？把她的地毯烧出洞，在意大利壁炉上烤奶酪，夜夜给她大讲关于马洛和其他人的逸闻趣事，从日落讲到天明？现在，他却衣冠楚楚，身穿灰色日礼服，扣眼上别一朵粉红色的鲜花，手上还带着相配的灰色小山羊皮手套。正在她惊奇于这一变化的时候，他又鞠了一躬，问她可否赏光与他共进午餐？如此频繁鞠躬稍嫌过火，但总体而言，他对贵族做派的模仿仍然可圈可点。她一边想，一边跟着他走进了一家装潢豪华的餐馆。餐馆里清一色红地毯，白台布，银制调味瓶，和当年他经常光顾的那些小酒馆或咖啡店简直天差地别——那些地方都是沙地，木条凳，用大碗装潘趣酒和巧克力，到处散放着传单和痰盂。直到他把手套整整齐齐地放在桌边，她依然难以相信他和自己记忆里的格林是同一个人。过去足足有一英寸长的中指甲，现在修得整整齐齐。过去胡子拉碴的下巴，现在剃得光不溜湫。过去破破烂烂、总是浸到肉汤里的袖口，现在配上了金袖口。实际上，直到点酒的时候，他精挑细选的神态让她想起很久以前格林对马姆塞白葡萄酒的热衷，才终于让她确信这还是同一个人。“啊！”他轻叹了一声，姿态有点不自然，“啊，我亲爱的夫人，文学的黄金时代一去不复返喽。马洛、莎士比亚、本·琼森，这些人是巨人。德莱顿、蒲伯、艾迪生，这些人是英雄。但他们现在都不在了。我们剩下了什么呢？丁尼生，勃朗宁[62]，卡莱尔！”他的语气中充满了不屑。“事实上，”他边说，边给自己倒了杯酒，“现在所有年轻作家都乞食于书商，并且粗制滥造大量可以换钱的文学垃圾，只求卖出好价钱，付裁缝的账单，”他吃了一口开胃小菜，接着说，“这个时代的特征就是矫揉造作的幻想和疯狂的猎奇求新——任何一点都不会被希腊人容忍片刻。”

“不，我亲爱的夫人，”他一面接着说，一面对侍者端上来请他过目的烤鲽鱼点点头表示赞许，“那个伟大的时代结束了。我们生活在一个堕落的年代。我们必须珍惜过去，崇拜那些继承了古典遗风的作家——这种作家，现在还是有几个的——他们效法古人，写作不为金钱，而是为了——”听到这里，奥兰多几乎要接着他的脱口而出：“永裕！”实际上，她敢发誓，他的这些话和三百年前几乎只字不差。虽然列举的名字变了，但实质没变。虽然受封了爵士，但他仍是当年那个尼克·格林。但与此同时，他身上还是有那么一点变化的。他喋喋不休地说，要追随艾迪生（以前是西塞罗，她想），早上躺在床上（她为此感到骄傲，因为他之所以可以这么做，全拜她按季度给付的年金所赐），翻来覆去地诵读最优秀的古代作品至少一小时，才开始动笔写作，这样作品才不会被这个粗俗的时代所玷污，或被我们母语如今可悲的境况（她相信他在美国住了很长时间）所拖累——他的这些言论，与三百年前的格林并无两样，她不禁问自己，他身上的变化究竟在何处？他的身材变肥胖了；但他已年近七十。他的穿着更光鲜了，因为文学显然已经变成了一门欣欣向荣的行业；然而不知怎的，他身上曾有过的那种焦躁不安的活力消失了。虽然他的故事依然精彩，但却少了过去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