傍晚七点十分，开往地区所在地（市里）的长途班车，在一声沉闷的汽笛声中，晃晃悠悠地驶出了县城汽车站。

车厢里弥漫着汽油、汗水和烟草混合的复杂气味。刘晓让张婶坐在靠窗的位置，自己坐在外面，把装着干粮和水的帆布包放在腿上。

张婶一路上一句话也没有，只是紧紧攥着衣角，眼睛望着窗外飞速后退的、逐渐被暮色笼罩的田野，眼神里充满了忧虑和急切。

刘晓能理解她的心情，也没有多说什么，只是不时递上水壶让她喝口水，或者低声说一句“婶子，放宽心，快到了。”

班车在崎岖的砂石公路上颠簸着，昏暗的车灯在夜色中划出两道昏黄的光柱。

经过近四个小时的漫长旅程，当晚十一点多，班车终于拖着疲惫的身躯，驶入了灯火通明的地区长途汽车站。

这里的车站明显比县城气派许多，水泥地面，高大的候车室，人声嘈杂，车来车往。

“婶子，到了，慢点下。”刘晓搀扶着坐得腿脚发麻的张婶，随着人流下了车。

四月的夜里，市区的气温比靠山屯低不少，带着一股潮湿的寒意。张婶打了个寒颤，下意识地紧了紧衣领。

“晓子，这……这就是市里？这么大……医院在哪啊？”张婶看着眼前陌生的、远比县城繁华的街景，有些茫然和紧张。

“婶子别急，我知道地方。”刘晓安慰道，他之前听穆军详细说过路线。

他先带着张婶在车站旁的公共水龙头洗了把脸，清醒一下，然后走到车站门口，叫了一辆人力三轮车。

“师傅，去第一野战医院，麻烦快点。”刘晓扶着张婶坐上三轮车后座，对车夫说道。

“好嘞嘞！坐稳了您呐！”车夫是个精瘦的中年人，吆喝一声，蹬起三轮车，灵活地汇入了夜晚稀疏的车流。

夜晚的市区，路灯昏黄，许多楼房还亮着星星点点的灯火。有轨电车叮当作响地驶过，偶尔有吉普车呼啸而过。

张婶好奇又不安地打量着这一切，这与她熟悉的宁静山村截然不同。刘晓则比较镇定，仔细辨认着路牌和方向。

约莫二十多分钟后，三轮车在一处有着高大围墙、门口有军人站岗的大院前停下。门口挂着白底黑字的牌子：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医院。一种肃穆的气氛扑面而来。

“到了，同志，一共五毛钱。”车夫停下车说道。

刘晓付了车钱，搀着张婶下车。走到门口，站岗的战士礼貌地拦住了他们：“同志，请问有什么事？探视需要出示证件和证明。”

刘晓连忙拿出自己的身份证明、村里的介绍信，以及那张皱巴巴的电报，解释道：“解放军同志，我们是靠山屯来的，接到部队电报，来探望受伤住院的赵武同志，他是我们村的，这是电报。”

战士仔细查看了证件和电报，又登记了信息，然后指着一排平房中亮灯的一间说：“接待室在那边，你们先去那里办理探视手续，值班员会带你们去病房。”

“谢谢同志！”刘晓道谢后，扶着张婶走向接待室。

接待室里一位穿着军装、戴着眼镜的中年女干部值班。

她同样仔细核对了证件和电报，态度很和气：“是赵武同志的家属吧？

你们辛苦了，这么晚才到。赵武同志在住院部三外科三病区，18床。

他目前情况稳定，但需要静养，你们探望时注意不要太久，不要影响其他病人休息。”

“好的好的，谢谢您！我们一定注意！”张婶连连点头。

值班员叫来一个年轻的护士：“小刘，你带这两位同志去三外科18床。”

“好的，主任。请跟我来。”小刘护士是个圆脸姑娘，声音清脆，带着他们穿过几栋楼房，来到后面一栋相对安静的住院楼。

走在弥漫着消毒水气味的走廊里，张婶的手微微发抖，呼吸都急促起来。刘晓能感觉到她的紧张，轻轻拍了拍她的手臂以示安慰。

来到三楼一间病房外，小刘护士轻声说：“就是这间，18床靠窗。病人刚打过针，可能睡了，你们轻点声。”

“哎，好，谢谢护士同志。”张婶的声音带着颤音。

刘晓轻轻推开病房门。这是一间六人病房，灯光调得很暗，大部分病人都已入睡，只有轻微的鼾声和呼吸声。靠窗的那张床上，静静地躺着一个身影。

张婶的脚步瞬间僵住了，借着窗外透进来的微光和走廊的灯光，她看到了那张几年未见、此刻却无比熟悉又让她心痛的脸庞——正是她的儿子赵武！

他比几年前离家时黑瘦了许多，脸颊凹陷，嘴唇干裂，头上缠着厚厚的纱布，露出的部分面色苍白，双眼紧闭，眉头微蹙，仿佛在睡梦中也在忍受着痛苦。

一只手臂打着石膏固定在胸前，另一只手上插着输液管。

“小武……”张婶的眼泪瞬间决堤，她捂住嘴，强忍着不哭出声，一步步挪到床边，颤抖着伸出手，

想摸摸儿子的脸，又怕碰疼了他，最终只是轻轻握住了他那只没有打针的手，眼泪吧嗒吧嗒地落在白色的床单上。

刘晓心里也是一阵酸楚。印象中那个英姿飒爽、笑声爽朗的赵武哥，如今却如此虚弱地躺在这里。他默默站在张婶身后，心情沉重。

张婶就这么握着儿子的手，无声地流着泪，仔细端详着儿子，仿佛要把这几年缺失的时光都补回来。

过了一会儿，刘晓低声劝道：“婶子，别太难过了，武子哥需要休息。您也坐下歇会儿，我去打点热水。”他看到床底下有暖水瓶。

张婶这才回过神来，擦了擦眼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