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简直离谱得荒谬，达格妮却相信那是真的：穆利根的天性是任何人都无法凭空编造的。据说在他失踪的那个春日的早晨，最后见过他的人是一个在芝加哥的街角、穆利根银行旁边卖花的老妇人。她讲述到他停了下来，买了一束当年最早的风信子；他一脸的快乐是她从没见到过的，有着年轻人那种奔向眼前灿烂无阻的生活的神情；伤痛和紧张的烙印，岁月在人脸上的沉积全都一扫而光，留下的只是喜悦的憧憬和安详。他似乎是心血来潮般地拿了一束花，冲着老妇人挤了挤眼，仿佛要和她共享一个开心的笑话。他说：“你知道我一直有多爱它吗——充满活力？”她困惑地瞪着他，而他则拿着花像小球一样在手里抛来抛去，走开了——一副宽阔挺拔的身材罩在一件沉稳而价格不菲的正装大衣内，迎着在办公楼窗户上闪烁发光的春日，走向远离办公楼群的远方。

“麦达斯·穆利根是个心已经被金钱的符号盖上了戳的恶棍，”在炖锅冒出的呛人的臭气里，李·汉萨克说道，“我全部的未来都指望这可怜的五十万元钱，这对他不过是九牛一毛，但我申请贷款时，他很干脆地就拒绝了——只是因为我没什么可以用来作担保。没人给我好机会的话，我怎么能积攒下来任何可以作担保的东西呢？他为什么把钱借给别人，而不给我？这是赤裸裸的歧视。他甚至连我的心情都不顾及——说我过去失败的记录让我连拥有卖菜的推车的资格都没有，更不用提发动机厂了。什么失败？那么多无知的食品商对我的纸箱不合作，我又有什么办法。他凭什么来判断我的能力？我自己的未来为什么要依赖一个自私垄断专制的人的意见？我才不会忍这口气呢，我就把他给告了。”

“你干了什么？”

“嗯，没错，”他得意地说，“我起诉了。我知道对于你们那些死板的东部各州来说，是有些奇怪，但伊利诺伊州有非常人道、非常进步的法律，在这个法律下，我可以告他。我得说那是这类案子里的头一例，但我有个非常聪明和开明的律师，为我们找到了打官司的办法。那是一个经济紧急法案，规定凡涉及人的生计，禁止以任何理由和任何方式歧视任何人。那是用于保护做日工那类活儿的人的，但也能用在我和我的合伙人身上，对吧？我们就上了法庭，作证声明我们过去所受的打击，我援引了穆利根所说的我连卖菜推车都不能有的那句话，我们证明所有合作服务有限公司的成员都没有名望，没有信用，没有谋生的办法——因此，购买发动机厂就是我们谋生的唯一机会——因此，麦达斯·穆利根无权对我们进行歧视——因此，我们有权依据法律要求他贷款。噢，我们的案子绝对是完美无缺的，但负责审理的是纳拉冈赛特法官，是法律界里一个保守得不食人间烟火的老家伙，像数学家那样算计，从来就不近人情。在审判过程中，他从头到尾就像一个大理石像一样坐着。最后，他让陪审团拿出了一份宣布麦达斯·穆利根胜诉的判决——而且他还对我和我的同伴们严加斥责。但是我们向上一级法院上诉——上一级法院做了改判，下令穆利根按我们的条件贷款。他有三个月的时间去履行判决，但三个月快到的时候就出了事，谁也料不到，他和他的银行全都蒸发了。银行没有一分钱能让我们收回我们应得的权益。我们白费了许多钱去雇侦探，想找到他——谁又不想呢？——但我们还是放弃了。”

不——达格妮想——不，尽管这事让她觉得恶心，但这个案子并不比麦达斯·穆利根多年来承受的其他任何一件事糟糕多少。他在类似的法律判决下承担了很多损失，种种的规定和法令让他损失了比这多出许多的钱财；他忍受着这些，更加拼命地去抗争和工作；像这么一件案子是不太可能把他打倒的。

“纳拉冈赛特法官后来怎么样了？”她极不情愿地问道，心里在想是什么样的下意识令她问出了这句话。她对纳拉冈赛特法官所知甚少，不过她听说过，并记住了他的名字，因为这个名字绝对是北美大陆所独有的。此时，她忽然意识到已经有好几年没听到他的消息了。

“哦，他退休了。”李·汉萨克回答。

“真的？”她几乎是惊呼着问道。

“是啊。”

“什么时候？”

“哦，大约六个月以后吧。”

“他退休之后做什么？”

“我不知道，我想从那以后没人听到过他的消息了。”

他奇怪她为什么看上去像是很害怕。令她感到的恐惧的其中一部分，就在于她也说不清个中的原因。“请讲一讲发动机厂的事情吧。”她努力地讲出这句话来。

“呃，麦迪逊社区国民银行的尤金·洛森终于把买厂子的贷款给了我们——但他是个麻烦的吝啬鬼。他没有足够的资金支撑我们彻底干完，在我们破产的时候帮不上忙。那不是我们的过错。从一开始所有的事情就都和我们唱反调，我们没了铁路还怎么经营这家厂？难道我们不该有铁路吗？我争取过让他们重开这条支线，可那些混账的塔格特公——”他停住话头，“哎，你不是塔格特家的吧？”

“我是塔格特公司的业务副总裁。”

有好一会儿，他茫然发呆地瞪着她；从他含混不清的眼睛里，她看到了恐惧、谄媚和仇恨交织在一起的挣扎。最终是一声突如其来的咆哮：“你们这些大人物我一个都不需要！别以为我会怕了你，别指望我求你给份工作，我谁都不求。我肯定你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