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塔德勒博士把头扭开了。费雷斯博士望着他，只看见了他高傲额头上的皱纹和嘴角边透出的深深痛楚。

突然间，罗伯特·斯塔德勒毫无预兆地倏然转向了他，像是从快要愈合的伤口的裂缝里迸出的血一样：斯塔德勒一脸坦然，毫不掩饰自己的痛苦、恐惧和诚恳，仿佛在那一瞬间，他和费雷斯都成了活生生的人，他发出了一声令人难以想象的绝望的哀嚎：

“这是在一个文明的时代呀，费雷斯，文明的时代！”

费雷斯博士不慌不忙，长长地轻笑一声。“我不懂你在说些什么。”他以一种旁观者的口气回答道。

斯塔德勒博士垂下了眼睛。

费雷斯再度开口时，声音中隐约有一股让斯塔德勒说不上来的腔调，但它绝不是客客气气地说话的腔调：“假如发生什么事情，危害到了国家科学院，那就会很糟糕。最糟糕的是假如科学院被关闭——或者，假如我们当中有谁被迫要离开它。我们能去哪儿呢？科学家在目前来说是一种过度的奢侈品——能够负担起生活必需品的人和机构都已经不多了，何况是奢侈品。我们已经无路可走。企业的开发部门不会欢迎我们，比如说——里尔登钢铁公司吧。另外，假如我们曾经树过敌的话，这个敌人也会同样吓走那些想要雇我们的人。里尔登那样的人会和我们对着干，那么，沃伦·伯伊勒那样的人会吗？但这纯粹是理论上的猜想，因为事实上，所有私人的科研机构都已经被法律封闭了——就是10-289号法令，也许你还没意识到，签署它的便是韦斯利先生。你是不是还在想或许能去什么大学？他们的处境也一样：已经不敢再结冤家对头了。谁能替我们说话？我相信像休·阿克斯顿那样的人应该可以为我们出头——但要指望这个就太不实际了，他是属于另一个时代的人。我们现在的这一套社会和经济现状已经让他无法继续生存下去。但我想，无论是西蒙·普利切特博士，或者是他培养出的那代人，都不可能，也不会愿意站出来捍卫我们。我从来就不相信理想主义者能有什么用处——你相信过吗？现在这个年代容不下脱离现实的理想主义。如果有人要反对政府的政策，他怎么才能让大家都知道呢？是靠这些新闻记者吗，斯塔德勒博士？还是用这个话筒？现在还有独立的报纸，还有不受控制的电台吗？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在还有私人财产或个人观点吗？”此时，他声音里的腔调已经显而易见：那完全是一副暴徒的口吻。“现在，像个人观点这样的奢侈品谁都无法负担。”

斯塔德勒博士的嘴唇像羊的身体那样僵硬地颤动了一下，“你是在和罗伯特·斯塔德勒讲话。”

“这我没忘。正因为没忘，我才会这么说。‘罗伯特·斯塔德勒’是个响亮的名字，我不愿意看见它被毁掉。但是，现在什么才是响亮的名字？又是在谁的眼里？”他的胳膊向主席台上一挥，“是在你周围这些人的眼里吗？假如只要跟他们一说，他们就会相信一件死亡武器是繁荣的工具——那么如果告诉他们罗伯特·斯塔德勒是国家的叛徒和敌人，他们会不相信吗？到那个时候，你还能抱着它不是真理的事实不放吗？你是不是在想着真理了，斯塔德勒博士？真理的问题与社会上的事情毫不相干。原则对于公共事务产生不了丝毫的影响。理性对于人类起不了任何作用。真理完全无能为力，良心则是多余。现在别回答我，斯塔德勒博士，你到话筒前面去回答吧，下面该你讲话了。”

斯塔德勒博士望了一眼远处农舍的那一道暗影，他知道自己害怕了，但他强迫自己不去想这些。他能够研究宇宙粒子和微粒子，却不允许自己去探究内心的感受，不去认清这感受里的三层含意：一是害怕眼前时时会看到为纪念他而刻在学院大门上的题字：“无畏的思想，神圣的真理”；二是赤裸裸的、与动物怕死无异的恐惧——他年轻时，想都没想过自己会体验到如此耻辱的恐惧感；第三则是他害怕地发现，背叛了第一层的含意，就等于把自己送进了第二层的深渊。

他高昂起头，迈着稳健而缓慢的步伐，手里握着已经被揉得皱巴巴的讲稿，向发言者要登上的绞刑台走去。他走起路来，似乎不是上讲台就是上绞架。在濒临死亡的这一刻，他的眼前回顾着人的一生，耳旁是播音员在向全国念着罗伯特·斯塔德勒获得的一串业绩。当听到这句话的时候，罗伯特·斯塔德勒的脸上抽搐了一下：“——前帕垂克亨利大学物理系主任。”他身后的某个人似乎已经隐约感到，人群即将目睹一场比摧毁农舍还要可怕的毁灭。

他刚刚跨上三个台阶，一个年轻的新闻记者便从下面向他冲上来，一把抓住扶手，想要拦住他。“斯塔德勒博士！”他不顾一切地低声喊道，“告诉他们真相吧！告诉他们你和这件事毫无牵扯！告诉他们这机器是多么可耻，以及使用它的人的真正目的！让全国都知道是什么人在企图统治他们！没人怀疑你说的话！把真相告诉他们！救救我们！只有你才能救我们！”

斯塔德勒博士低头看着他。他很年轻；他的动作敏捷，声音清晰，一看便知道非常能干；与他那些上了年纪、堕落无能、靠关系混饭吃的同事相比，他凭着自己难以抑制的才华，成了政界新闻队伍中的精英。他的眼神里含着充满渴望、无所畏惧的聪颖，这样的眼睛是斯塔德勒博士曾经在教室里的座位上看到过的。他发现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