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出声，只要能对着与现实、人类和荣誉无关的死东西们发出毫无意义的声音就可以了。

轻松的是第一天早晨，她对汤普森先生汇报她找到约翰·高尔特的经过。轻松的是她看到汤普森先生那难以抑制的笑容，看到他一边不停地喊着“真是好样的”，一边得意地瞧着他的手下，显示着事实证明了他信任她的决定是多么的英明。轻松的是她表达对高尔特的气愤——“我过去同意过他的观点，但是我不会让他毁掉我的铁路！”——是听到汤普森先生说，“别担心，塔格特小姐！我们绝不让你受到他的侵犯！”

轻松的是装出一副冷漠精明的样子，提醒汤普森先生五十万元赏金的事情，她的嗓音干脆利索，像是收款机在打印出一张合计的清单。她看见汤普森先生的脸上出现了片刻的凝固，马上便露出了更加欢快和明朗的笑容——似乎是无声地在说他对此没有料到，但很高兴知道是什么让她如此的算计，并且对这样一种算计很能理解。“当然啦，塔格特小姐！当然啦！奖金归你——统统都归你！支票会寄给你的，一分不少！”

这一切之所以轻松，是因为她觉得像是游离在现实以外的某种沉闷的空间里，在这样一种地方，她的话和行动都不再算数——不再是对现实的回应，而只是那些为曲解知觉而做成的哈哈镜里的变形。只有对他安全的牵挂才会细而灼热，如同她内心里一根燃烧的火线，如同一根为她仔细辨明道路的指南针。其余的则只是一团模糊不清的混沌，像雾像雨又像风。

但这——她想到这里，不禁打了个冷战——就是那些她从不理解的人们生存的地方，这种虚假的现实，这种刻意的假装、歪曲和欺骗，就是他们想要获得的状态，能让汤普森先生吃惊地瞪大他那双惊惶蒙眬的眼睛，就是他们唯一的愿望和奖励。她想——一心要这样的人还想不想活了？

“塔格特小姐，你是说全世界最大的赌博？”汤普森先生急切地问，“那是什么？他想要什么？”

“现实，整个地球。”

“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不过……塔格特小姐，如果你觉得可以理解他，能否……能否再和他谈一次？”

她仿佛觉得听到了她自己发自内心、仿佛许多光年以外传来的声音在叫喊着说，只要能见他一面，就死而无憾——但在这间房子里，她听到的是一个无足轻重的陌生人冷冷的声音，“不，汤普森先生，我不想去，希望我永远不会再见到他。”

“我知道你受不了他，我也不能为此责怪你，但你难道就不能去试试——”

“找到他的那天晚上我就试过去说服他了，但我得到的只是羞辱。我想，他比恨其他人都更恨我。是我让他中了圈套，对此他绝不会原谅。如果他能对谁投降的话，那个人也绝不是我。”

“是啊……是啊，这话不假……你看他会投降吗？”

她心里的那根针转了转，在两条路之间犹豫了一下：她是应该说他不会，然后看着他们害死他——还是应该说他会，让他们继续维持他们的权力，直到彻底毁了这个世界？

“他会的，”她坚定地说，“如果妥善地对待他，他是会让步的，他的野心太大，很难拒绝权力。别让他跑了，但别威胁他——或伤害他。恐吓起不了任何作用，他不吃这一套。”

“可万一……我是说，局面正变得越发不可收拾……要是他太久还不肯低头的话，可怎么办呢？”

“他不会。他太现实了。另外，你是否允许他了解国内的状况？”

“当然……不了。”

“我建议你让他看一看你的秘密报告，这样他就会看到来日无多了。”

“这是个好主意！非常好的主意！……你知道，塔格特小姐，”他的声音里突然有了一种不顾一切的依附的味道，“每次和你谈完，我就觉得好多了，因为我信任你，我对周围的人一个都信不过。可你——你不一样。你值得信赖。”

她毫不畏惧地直视着他，说：“谢谢你，汤普森先生。”

一切顺利，她心想——直到出门上了大街，她才注意到自己外套里面的衬衣正湿漉漉地贴在她的肩上。

走在车站的候车大厅里，她心想，如果她能感觉得到，就会发觉她对铁路的漠然其实是一种憎恨。她总是觉得她关心的只是货车：在她眼里，乘客们既没有生命，也不属于人类。花费巨大的精力去防止事故，确保只是装载着一群行尸走肉的列车的安全，委实没有什么意义。她望着车站里的人们，心想：如果他死在他们这个制度的统治者手里，而这些东西们还照样胡吃闷睡、四处游走——她还会给他们提供火车吗？假如她向他们大声求救，他们当中会有人为他挺身而出吗？已经听过他讲话的他们是否想让他活下去？

那天下午，五十万元的支票送到了她的办公室里，随着支票一起送来的还有汤普森先生送的一束花。她瞧了一眼支票，任凭它飘落到了桌子底下：它已全无意义，没有给她带来丝毫的感觉，甚至连内疚也没有。它不过是一张纸片，和办公室纸篓里的废纸没有什么区别，无论是能用它买到钻石项链、城市的废墟，还是她的最后一餐，都毫无分别。这张支票里的钱永远不会花出去，它不是一种价值的标志，也就无法用它买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但是——她想——如此一种死气沉沉的冷漠正是她周围的人和那些无欲无求者们的永恒状态。这正是一个摒弃了价值的灵魂的状态；她思忖着，选择了这样一种状态的人还想要活下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