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后]

　　我不该一念之差，硕士毕业后又申请了一个博士。现在只读了一年，我就觉得自己要毕不了业了。

　　可是为什么读书看起来对一些人来说那么简单，比如沈南屿……

　　三年来沈南屿每个月雷打不动给我写一封信，我离开前曾妄想他独自生活一段时间后渐渐忘记我，回归正常的人生轨道，可是他不仅没有，反而在逐渐成熟的过程中变得更加执着，也更加坚定自己要什么。

　　第一年他去山村支教。

　　第二年他回到大学，用半个学期修完学分，完成论文顺利毕业，与此同时申请到一所以法学和经济学闻名世界的藤校，毕业后拿着最高奖学金去读了这所学校的法学硕士。

　　第三年也就是今年，他硕士毕业，拒绝了Cravath和Wachtell递来的橄榄枝，往苏黎世这边投了几份简历，也都拿到了offer。

　　最后这条是我从他最近的一封信里知道的。

　　回到城市后他的信变得准时很多，往往寄出半个月我就可以收到，去年我开始断断续续地给他回信，一来到底不放心他孤身在异国他乡生活，二来我也知道他已经想得足够清楚，无论如何都不会再改变自己的决定。

　　只不过出于某种默契，我们一直没有通话或线上联系。在这个时代，保持书信联络三年，听起来比厮守一生还要难。

　　最后一封信的最后一句话，沈南屿说：“想念的人一定会再见面。”

　　我合上信，心里有点酸酸的，也有点欣慰。

　　我的小兔子，他好像终于长大了。

　　算算时间，他写这封信的时候正在准备毕业的事情，现在十多天过去，该办的大概都已经办好了吧……我忽然有点紧张，那种将要和一个人见面却不知道具体何时见面的感觉，一想到就让人心跳加快。

　　我走到院子里，看见傅之珩在修理他的自行车。

　　因为沈南屿在信里提到过他某天做梦，梦见骑车载我在A大校园里兜风，傅之珩看见了，眉毛一横说他也要学骑自行车。

　　于是从小坐在迈巴赫里长大的小傅总，在三十一岁这年第一次买了一辆自行车，磕磕绊绊学了半个多月，他本人倒是只摔了一跤，但他的车已经被撞得破败不堪。

　　看这个样子，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可以坐他的后座。

　　傅之珩听见我的声音，站起来冲我露齿一笑：“宝贝。”

　　我忽然想起六月过去大半，我们两个的结婚纪念日也快要到了，沈南屿回来的话……

　　傅之珩看出我有心事，走过来用自己的衣服擦了把手，然后摸摸我的头发，问：“怎么了？”

　　我犹豫片刻，说：“南屿说他毕业了。”

　　傅之珩动作一滞，闷闷地说了声“哦”。

　　三年过去，无论当初多么强烈的情绪都会随着时间渐渐消散，我已经可以心平气和地和傅之珩谈起沈南屿的名字，他也不再有当初那样明显的排斥。

　　有时在静谧的深夜，傅之珩从身后抱着我，温存过后他的嗓音总是格外低沉，用只有我们两个能听到的声音低低地问：“你在想他吗？”

　　我不否认。傅之珩抱我抱得更紧，喃喃自语：“如果真的忘不掉的话，……”

　　忘不掉的话怎么样，他没有说。

　　下午我接到导师的电话，让我去学校取一些文献。

　　我的导师是一位严格的德国老学究，而我是他退休前的最后一个学生，因此他恨不得把毕生所学全部传授给我，常常丢给我一本大部头让我三天内啃完。

　　对此傅之珩的意见比我还要大，他像一位溺爱小孩的家长，一边在厨房剁菜，一边碎碎念说德国人都是神经病。

　　我倒是觉得这样的生活也很不错，用学习让自己变得忙碌，心情反而更轻松。

　　何况有傅之珩在，生活中的其他事情都不需要我劳心费力，我时常感觉到自己正在被爱和被珍惜，这是我从前总是忽视的事情。

　　我也在被想念。

　　被遥远的另一个人想念。

　　傅之珩送我去学校，然后自己去咖啡厅清点这个月的账目。

　　当初开着玩的展厅莫名变成一个小有名气的艺术地标，不仅当地的艺术家喜欢在楼下咖啡厅开salon，其他国家来的游客也喜欢去看楼上的展览。

　　傅之珩将此归功于我“金钱堆砌而成的审美”，总是半真半假地叹气说自己辛辛苦苦一个月赚的咖啡钱，不够我去鹿特丹买一张画。

　　“现在知道婚姻的代价了吗？”我问。

　　“知道。”傅之珩抱着我，可怜兮兮地叹气，“我已经三个月没有买新衣服了老婆。”

　　“……”

　　拿到文献，我陪导师喝了一杯下午茶，聊了一小会天，导师说他月底回柏林看牙医，给我放两周假。

　　我不敢把开心表现得太明显，只说祝他一切顺利。导师摇摇头，说：“再不给你放假，你的丈夫要去校长那里投诉我了。”

　　我尴尬地笑笑，说：“怎么会。”

　　导师摊了摊手，讲了一句德国俚语，意思大概是年轻人的爱情如熊熊火焰之类的。

　　离开学校时间还早，我给傅之珩发消息，告诉他自己已经出来了，他忙的话我可以坐电车回家。

　　“等我二十分钟宝贝，我去接你。”傅之珩说。

　　我回了一句“好”，在路旁找了一张长椅坐下。

　　瑞士的夏天凉爽舒适，空气也像山泉水洗过一样干净清冽。我翻开手里厚厚的硬壳书，阳光穿过头顶的树荫，在泛黄的书页上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