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忽然想起小时候的一段往事。那时，在一个孩子头儿的指挥下，十几个小孩子一起追赶一头小猪。追到小猪之后，孩子王用一把大折叠刀割下了猪臀部上的一点儿肉。被割时，小猪不仅没有露出痛苦的表情，甚至都没发出什么特别的叫声。它好像根本不知道臀部有一块肉被割掉了似的，只是到处逃窜。这小猪让伊泽想到了自己和白痴女，眼前浮现出一幅景象：四面八方有美军投在地面上的重型炮弹不住地轰响，水泥钢筋的建筑物一幢幢被摧毁，头顶上有美军飞机俯冲机枪的扫射，两个人连滚带爬地闯过坍塌建筑物中尘土飞扬的空隙，拼命逃亡。在坍塌的钢筋水泥建筑物的背后，女人被男人压在身下，男人把女人翻转过来倒在自己身上，一边沉浸在肉体行为中，一边吃着从女人臀部上拧下的肉。女人臀部上的肉渐渐变少了，可她仍然陶醉在肉欲的享乐中。

黎明将近，气温开始变得寒冷了。伊泽穿着冬天穿的外套，又罩上了一件厚夹克，但还是无法抵御寒气。山下麦田附近各处仍在继续燃烧着，呈现出一片火海。伊泽想去那里取取暖，可是又觉得万一这个女人醒来就麻烦了，所以没敢动身。不知为什么伊泽总感觉无法忍受白痴女的醒来。

伊泽也想到过趁白痴女熟睡期间，丢下她独自离去，可是那样做也不好办。人要扔掉物品，比方丢弃纸屑，需要一股“力量”和一种“洁癖”。可是我已经失去抛弃这个女人的劲头和洁癖了。对这个女人，我没有一点儿感情和留恋，但也没有彻底抛弃她的那股力量。因为已经没有了在明天继续生存的希望，即使把她整个抛弃了，明天就能有新的生存希望吗？我将依靠什么生存呢？我将住在哪里呢？自己葬身的墓穴又在哪里？这一切我都不知道。美军入侵，万物俱毁，还是任由这已经被战争伤害过的伟大爱情决定一切吧。不要想那么多了。

伊泽打算天亮以后把女人叫醒，然后带她头也不回地离开废墟，寻找一个安身之地。也许可以去更远处的车站看看。电车、火车还能开动吗？伊泽觉得等赶到那里时，他们可以背靠车站周围的木栅栏墙根休息一下。接着他又想：今天白天天应该会放晴的吧？我和身边这头猪也许能在那里晒晒太阳？今天早晨实在是太寒冷了。

魔鬼的无聊

战争中，很少有像我这么不争气的男人。我一直盘算着“就在下次，下次一定能收到征召入伍的红纸片”，但直到战争结束它还是没有到来。虽然我也收到了传唤令，被传唤了过去，但征兵的人只问了我两三个问题，同其他人相比问题惊人得简单，然后他们就用一句“你辛苦了”把我客客气气地打发出去了。

在战争年代，我是个完全听天由命的人，对所有事情都漠不关心，避而远之。就像之前说过的那样，即便是收到征兵传唤令的时候，我也只是觉得随便怎样都可以，想法简单无比。当他们说“身体状况不好的人请站到这边来！”时，一半左右的人都过去了，其中还包括很多看上去很健硕之人。我不会去做那样慌乱，滑稽的事。但是，最终他们还是对我有所顾忌，与其说是觉得我无能，倒不如说他们觉得我是一个可能会危害到其他人的人。他们认定小说家只不过是白天睡懒觉，晚上彻夜不寐，黑白颠倒的懒惰之人，是不服从规定的无赖汉。我听天由命，什么工厂都愿意去，但是，我自己都不知道我会不会按照别人指示去工作。我是彻底的听天由命主义者，任何事情都不会让我慌乱，好像我的确是有些古怪。

也许就因为如此，当所有日本人都在拼命工作时，只有我却几乎什么都不做。其实，我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心里觉得在战争中自己起码有三分之一的几率会死去，我当时已经做好了死的心理准备。

我当时是日本电影公司的特约顾问。不过，我现在竟然想不起“顾问”二字要如何写了，想必各位也能想象到我是怎样一种存在吧。我一个礼拜露一次面，看一看这个礼拜的新闻影片以及其他一些还算有趣的东西，然后跟专务(当)见个面，谈话谈个十五分钟就算完事了。即便如此，有时候专务好像还会觉得不耐烦，一副不见面也可以的样子。我也因此顺水推舟，渐渐地一个月只去一次公司，去领一下薪水而已。其实，我写过三个剧本，不过一部都没有被拍成电影。其中第三部《黄河》原本就不合时宜，我写这个剧本是在1944年年底，那个时候日本已经确定会战败，所以不可能在那个时候扛着摄像机，悠然地行走在中国的黄河边上了，但公司却还是要我写那个剧本。仔细想来，也许专务觉得我的处境可怜才做那样的安排，他一定觉察到我什么都不做，也不去公司上班，却领着工资，他的心里应该有些不好受。而且，写小剧本的话很快就能完工，一个接一个地搞下去又太麻烦，所以他用心良苦地让我写一个大剧本。其实，专务跟我之间多少有一点儿不为外人所知的关系，这些就略过不提了。

治理黄河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人需要面对的大难题。几千年以来这个问题都难以解决，所以有种说法是“谁能控制黄河谁就能控制整个中国”。电影的主题是，“九一八事变”之初，为了将战略性决堤(理)后改道的黄河河口引入长江，日军进行了一个庞大工程。不过具体如何搞工程与我无关，我负责写的是那件事情发生前的故事，主要表现黄河是一条独特的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