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普金斯医院菲普斯诊所担任住院实习医生时写下的文件和病历。

虽然我阅读他手写的这些文件有点困难，但其中一份文件的题目是“丘脑综合征一例，治疗方法：囊肿切除术”。该文件的第一部分是父亲写下的病历，详细描述了那位病人的情况：“一个瘦弱的中年妇女”“因为病人声称有突发和自发性疼痛”以及“院方希望找出该病人痛感的真实程度”，她已被医院收治。

父亲写道，这位病人是“异卵双胞胎中的第二个孩子”，在“众多操作和仪器帮助下”，才通过“横位难产”诞生。出生后，“又经历了诸多困难，并延误了很长时间，才建立起正常呼吸……1900年，5岁的她被送往波士顿儿童医院接受检查，查出左侧身体出现多处挛缩，所以由此接受了数次姑息性手术治疗。从7岁起，她便开始出现惊厥性发作，而且这种发作通常都出现在夜间……

“对颅侧神经的检查”结果显示：“她左侧鼻孔嗅觉极差，不是只能闻到一点气味，就是完全闻不到任何气味。左眼的视力也非常差……左脸有萎缩和轻瘫（即局部麻痹症）症状……左耳的听力在持续减弱。舌头左侧的味觉不仅没有右侧灵敏，有时还会完全丧失。左侧身体的感觉也明显异常。即便产生一点感觉，也必定是不愉快的感觉，偶尔还会出现痛感……刺激性强烈和刺激性不强烈的物体作用在她身上，似乎都不会产生任何差别……她感觉不出温暖物体的热度，但碰到冰块，她却会发出尖叫声，称感到自己正被某物‘灼烧’。”

父亲总结道，该病人感觉到的疼痛绝非幻觉。两周后，他负责扫描的EEG[2]让他相信，这个女人的右脑有一处囊肿。他叫来咨询的那位资深医生也相信，“几乎可以肯定，病根来自新生儿产伤……多次讨论后，他们决定为她实施手术，并立刻获得了病人的同意……”

父亲写到，事实证明，那次手术非常成功。（“切除那处囊肿后……病人再未感觉不适，病情也没再发作过。”）不过他也注意到一些副作用，在谈及术后更乐观的结果时，他还附上了几条证明：“一个人对手术的狂热”应该“受制于”上述理由。

这份材料和文件夹里的其他病历为何会让我如此着迷？我想，最简单的原因，就是我能跟着它们，详细地一次性回顾父亲在我诞生前5个月里、数百小时内的工作情况。在那几百个小时里，他不仅逐渐培养出一名临床医生的自信，还养成了谨慎和自我批评的品质。后两种品质为他赢得了那些他视为导师的老医生们的尊敬。比如，我发现他划掉了很多语句。很显然，他一定觉得他的诊查结果不足以支持那些语句。还有一件事也是显而易见的：他非常喜欢自己的病人——“友好而为人和善……是个非常有趣且十分健谈的人……她喜欢与人聊天”。他写下了很多类似赞扬病人优秀品质的笔记。只要认为某位病人具备此类品质，他就会在个案研究中记录下来，以备多年以后翻查。

我还看到一组让我更感兴趣的文件，那是父亲对他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医院30位病人诊疗后留下的一份长病例总结。之后的第二年，父亲仍然待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医院，并借助一项洛克菲勒基金的资助，有幸得到瑞士裔精神病学家阿道夫·迈耶医生的指导。父亲和他共事期间，迈耶医生是美国当时精神病学领域的开创性人物之一。（医学历史学家们通常认为，让美国精神病学脱离“故步自封”状态，真正进入世界医疗学术圈的，就是迈耶医生。）

在这些总结中，我发现三张图表。父亲把这三张图表分别贴在三个大纸板上。每个纸板都有三英尺高，宽度则比三英尺还要宽。显然，他把这三张纸板都贴到了办公室墙上，以便随时追踪这些病人的情况。对每份病历的描述，他都按顺序分成以下8个类别：“症状”、“体检结果”、“情况”因素、“条件”因素、“个性”、“遗传性”、“疗法”和“疗效与追踪情况”。不仅图表上的每一项都写满了字，空白处也被他尽可能多地写上了各种细节。

其中有份看似稍微简单点的病例，该病例记载了一个18岁女性患者的情况。“草率的婚姻、未婚先孕、难产”，抱怨“喉头有噎塞感……不得不大口喘气，手部有麻痹感，似乎随时都要昏倒”，因此非常恐慌。在“体检结果”那一栏下，父亲这样写道：“病人身体虚弱（即体力不足），体重偏轻；脉搏110；反射测试结果呈阳性（++）；血压125/60；脑电图测试结果为阴性。”“疗法”一栏下写着：“已向病人解释体检结果均为阴性。此外，也与这位女病人坦率地讨论了可能出现的致病原因。显然，唯恐再次怀孕导致了她的焦虑。开避孕隔膜。”而“疗效与追踪情况”一栏下则写着：“使用避孕隔膜后，不再出现麻痹感、噎塞感和恐惧感。自此以后，也不再出现昏厥现象……如今，她与丈夫相处得非常愉快。”

还有一个病例，记录的是一位刚刚失业的27岁男子。“病人恐慌症发作，怕死、心悸、双臂有刺痛感、有强烈的排便感、严重漏汗。”失业后，“病人还对性产生了焦虑感和不安全感，虽然与深爱的女子住在佛罗里达州，却害怕染上淋病。因此，他强烈地希望逃离，‘抽身而退，摆脱这段感情’”。“疗法”一栏下这样写道：“和这位病人详细讨论导致这些症状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