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病理学的角度进行解释……”“疗效与追踪情况”一栏下写道：“大有改善；症状已经大大减轻。”数月后的第二次追踪情况为：“佛罗里达州的那段感情进展良好，有望在一年内步入婚姻殿堂……”

还有一个明显更复杂的病例。一名43岁、“在马尼拉做生意的”男人觉得“喉头发紧”“死亡逼近”，并“从1928年起便开始焦虑”。父亲邀请迈耶医生共同替他诊治。

“病人向迈耶医生描述焦虑的症状：‘那感觉仿佛从高楼坠落，十分恐怖，完全是种无计可施的感觉！你知道，自己完蛋了，只能等待触地的那一刻！’”接下来，父亲又继续记录道，“该病人由患有癔病的姨妈带大……童年时经常看医生，有多年臆想症病史。同时，病人一直有阉割恐惧症症状……”在“遗传性”那一栏下，父亲写道：“叔叔自杀身亡。父亲酗酒。母亲极不负责、喜爱奢华，最终抛下孩子，与另一个男人私奔了。病人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他还有个姐姐，人很漂亮，生活却很奢侈，结过三次婚……”看起来，这位病人痊愈之前，父亲的实习似乎就结束了。他笔记的最后一行是另一个医生的名字。或许，接手照顾这位病人的也是一名实习医生。

后来，我把这些文件带给波士顿的一名精神科医生看。他说，因为我们最近在脑生理学方面取得的一些突破，从极少的几个方面来说，或许有人会认为这些临床报告中强调的重点和使用的语言已经过时。他也指出，这些图表中的条目都极有历史意义，因为它们忠实地反映了迈耶广为人知的整体理论和“情景与社会因素在疾病成因”中的体现，以及童年创伤不完全，甚至并不占主导地位的影响。据他观察，被“弗洛伊德理论蒙蔽了双眼”的“顽固又武断的精神分析学家们”往往会忽视这些与病根同时存在的因素。

他还说，迈耶最重要的贡献之一或许就是他始终坚持十分详细的记录。在他那个时代的美国精神病机构中，这种做法并不常见。这些图表在我打开的第一个板条箱里已经被折叠了数次，但父亲在准备它们时表现出的勤勉，为他整个职业生涯的病历写作树立起了模范，即事无巨细地记录每一个细节。

那个板条箱里还有很多个人物品和与众不同的珍宝。比如，有父亲曾经在波士顿精神病医院担任住院医生时，他曾经的病人寄来的信件。那位病人康复后写信来表示感谢。而且，那位病人显然相信，相比其他更有经验的上级医生，一个从医学院毕业还不到两年的年轻医生竟创造出“如此奇迹”，完全值得这般褒奖。的确，早在1931年，身为医学院学生的父亲，就已经于夜间在哈佛大学麦克连附属医院兼职。当时，他帮助照看过一位来自康涅狄格州的女病人。那位病人曾写信问他，如果她与丈夫坐火车到波士顿，他是否有时间替她做一次“复诊”！这封信上有一张生锈的回形针夹着的便条。便条措辞温和，是父亲写的。便条中，父亲向她解释了自己是一名医学院的学生，还没有成为正式的医生。

在这些东西里，还有一堆看似很不和谐的信件。信件用一根粗线捆得紧紧的，从盖在每个信封一角上那张橙黄色2美分邮票上的邮戳来看，它们都是父亲在麻省总医院实习期间，母亲写给他的。我数了一下，总共51封信。也就是说，两人分开期间，除了有一天寄出两封信以外，其他时候，母亲都是每隔一天寄出一封信。我只打开了其中的三封，感觉自己真像个间谍。这些信件都是那种很柔情、很老派的情书。那些信下面有一本俏皮的爱情诗集，书很薄，作者是埃德娜·圣·文森特·米莱。这本书到底是父亲送给母亲的，还是母亲送给父亲的，我也说不清。

接下来的几周里，只要有时间，我都会逐一翻看存在我屋里的其他几个箱子。迄今为止，在那些箱子里找到的所有东西中，勾起我最深记忆的是一个黑色的旧医疗包，父亲去医院或疗养院看望病人时总会背上它。一个用了这么多年的包，的确已经出现多处磨损和撕裂的痕迹（提手上的皮革已经剥落，到处都缠着医用胶带），但包仍被那个沉重的金属扣保护得好好的。父亲把它交给我时，用一根金属丝把钥匙挂在了上面。

包里没什么稀奇的东西。我找到一个带紫色可充气箍带的旧血压计。血压计整齐地叠好，放在一个深蓝色的盒子里。此外，包里还有：约12根用橡皮筋绑在一起的木喉棒、一盒邦迪创可贴、无菌纱布、几包酒精纱布、一把带橡胶头的金属反射锤、一把尖端分叉的金属叉（这把叉子长约6英寸，看起来很像音叉。过去，它经常被用来测试病人的听力。使用方式是：首先在离病人耳朵较远处敲击，然后慢慢靠近，直到病人能听见敲击声为止）。包里还有一副非常漂亮的弗莱舍听诊器。父亲放在病人胸膛上的那个金属听诊头背面，刻着制造者的名字——“迪金森”。

我拿起那副听诊器，握在手中，一段尘封已久的记忆突然涌上心头。那时我还小，不过六七岁。一天夜里，麦克莱恩精神病院的值班医生给父亲打电话，说他的一个病人突然发狂，嚷嚷着要自杀。心血来潮之下，父亲带着我一起去了医院。我记得，当时他刚刚到家，正准备吃晚饭。然后，如往常一样，夜里如果有电话找他，妈妈都会先捂住话筒问他：“哈里，你在吗？”父亲则几乎像往常一样，冲她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