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大为震惊。父亲要求介入治疗，正如在麦克莱恩精神病院工作的数年中替其他病人诊治时一样，从神经学和精神病学角度，为卡洛塔进行了一次全面检查[4]，最终出具了一份诊断书。父亲按照要求做完检查后，认为卡洛塔绝对没有精神失常，因此不应该接受院禁的安排。

消息传到穆尔那后，他做出了完全敌对的反应。“4月的一天，”父亲在一份冗长而详细的备忘录中这样写道，“我接到梅里尔·穆尔打来的电话。他说他正和那位剧作家的几个朋友待在纽约。”他没说那几个人是谁，却声称他们都认为卡洛塔和奥尼尔均属于法律意义上的精神病患者。所以，他们的婚姻应该被解除，两人也应该被分别监护起来。就这位剧作家的情况来看，他的各项事务都应该交由纽约那群相信他已经精神失常的人来处理。他们会替他做出各种决定，比如，决定如何使用他那些作品的著作权。

尽管父亲跟穆尔医生私交甚笃，但他在这件事上的行为还是让父亲大为震惊，因为他的表现不仅不专业，从法律层面上，还相当危险。他说，他被迫直接向他发出了挑战。

“我直接说出了下面的话：‘你的病人（指奥尼尔，当时，父亲还没有替他做检查）或许疯了，但我的没疯。这样的计划与我无关。’”然后，他又补充说，他会竭尽全力“阻挠和破坏此事”。见穆尔依旧冥顽不灵，父亲说：“梅里尔·穆尔，你疯了吗？”父亲警告他，他正让自己陷入的这种局面在法律上或许可以称为“犯罪预谋”。父亲写道，穆尔“似乎有些退缩”，因此通话也就此结束了。

之后不久，拉塞尔·克劳斯找到父亲，询问他是否可以去纽约，直接跟奥尼尔谈谈。克劳斯头脑冷静，是戏剧界的大人物，也是奥尼尔最信任的朋友之一。他想竭尽所能，帮助奥尼尔解决穆尔留下的医疗困境和个人误解。在克劳斯先生的要求下，父亲也像对卡洛塔一样，为奥尼尔进行了传统的精神和神经系统检查。

父亲得出结论：虽然奥尼尔的不幸，主要来源于精神因素和因身体衰弱导致的创造力急剧下降，但从任何医学或法律的角度来看，他显然没疯。他有权自己做决定，即便他做出的决定或许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到意志坚定和保护欲极强的妻子的影响，也不能剥夺他的这项权利。

那次检查过程中，奥尼尔明确表示：如今，他非常后悔在穆尔医生的建议下做出了让步，还说他很想与妻子团聚。之后的事我就不清楚了，因为父亲的笔记并不完整，或者说，也许还有别的记录，但我没有找到。然而，据我推测，奥尼尔一定在与父亲的交谈和对答中找到了某种让他喜欢并信任的东西。所以，正如我之前所说，两人仿佛相处得舒适又融洽。但要解释到底是什么促使奥尼尔请求父亲成为他的医生，估计还需要长篇大论、事无巨细地把某些看似费解的事件解释清楚。

在此期间，已于一个月前离开麦克莱恩精神病院的卡洛塔，在父亲办公室对面一家很不错的小旅馆订了套可以俯瞰河景的套房。奥尼尔在一位护士的陪同下，从纽约抵达后湾站后，父亲前去接站，并把他带到卡洛塔跟前。卡洛塔至少在一开始，还是宽容地原谅了他，待他十分亲切。据父亲说，尽管在多年来的共同生活中，他们会激烈地争吵，但父亲依然相信，归根结底，两人还是完全依赖对方的。

奥尼尔对父亲说，两人共同经历了很多苦难，也从未停止过伤害对方，但他不能没有卡洛塔。他知道，她依然会如他最高产的那几十年里一样，勇猛并忠诚地保护他和他的利益。当然，就他在接受父亲治疗期间的身体状况来看，她的确遵循了父亲的指示，耐心而不懈地保护他，并在认为可能应该表达关心的时候，反复打电话给他。

有时，在奥尼尔的要求下，她也会给父亲打电话，而且通常是在夜里很晚的时候。那时，心情异常沮丧的奥尼尔会告诉她，如果有机会“跟哈里”聊会儿，他肯定会感觉好一些。父亲带着听诊器冲到他那儿去的情景，直到现在，我都历历在目。父亲会先快速地检查一番他的生命体征，然后在他上床睡觉之前，留在那儿陪他聊10~15分钟。显然，父亲的陪伴给了他一种安全感，让他更容易入睡。

母亲曾向我解释，父亲并不喜欢在卡洛塔和奥尼尔不和时扮演调解角色。而且，我也描述过他在其他家庭遇到类似困境时表现出的不满。尽管如此，在父亲漫长的职业生涯中，他诊治和照料过的所有病人，无论是身份显赫的名流，还是赤贫之人，抑或处在中产阶级边缘的人，他都自始至终尽到了一名医生应尽的职责。不管去哪儿，那个黑色的医疗包都始终陪伴在他左右。

[1] 父亲待在那家疗养院期间，那里的医生不止一位。我此处所指的这名医生是导致父亲陷入这场危机的那一位。

[2] EEG（即“脑电图”，如今该术语已不再用于此类诊断目的中）并未显示囊肿或肿瘤的形状，而只是通过波动的脑电波，反映大脑不同部位脑电波的变化情况。医生可以通过检测脑电图，推测囊肿或其他病灶可能存在的位置和大概的尺寸。

[3] 穆尔医生为罹患严重抑郁症的纽约著名戏剧导演乔舒亚·洛根诊治，也是他最成功的一个案例。洛根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他接受诊疗时，“梅里尔大踏步地走到他跟前，将一本有他亲笔签名的书送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