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然后起身去接电话。

片刻后，他的晚饭便被忘到脑后。他拉着我“咚咚咚”地下了楼，钻进车里，让我坐在他旁边。母亲站在门口目送我们离去。很快，我们便远远地（对当时的我来说，那已经是段非常遥远的距离）驶入贝尔蒙特，顺着车道，朝医院一路驶去。

我猜，父亲有种虽然特别，却很讨人喜欢的方式来刺激病人与他交谈。起初，他会以一种非正式的友好口吻开始谈话，跟病人开玩笑。即便正陷入悲伤或焦虑情绪中不可自拔，病人们也会被他逗得哈哈大笑。所以，当他拉着他的儿子出现在医院里时，或许任何一个病人或护士都不会感到吃惊。

总之，他要么对病人说“你得先接受检查”，要么说些能产生同样效果的话，比如：“让我的首席助理来帮你。”然后，他把我抱起来，放到床上，将那副听诊器递给我，把黑色的听诊器耳塞塞进我的耳朵，告诉我应该把金属听诊头贴在病人胸膛的哪个位置。和所有似乎被委以重任的孩子一样，那一刻，我听得异常认真，或许还努力露出一副了然的神情。与此同时，父亲则仔细观察病人的手、眼和他脸上的表情。然后，他拿过听诊器，开始替那位男病人做全面检查。我能记得的情景就是这样了。

我之所以这般仔细地盯着那副听诊器看，还如此小心翼翼地将它握在手里，是因为我已经想过很多遍——我想，应该有上千遍——甚至在像精神病医生一样提出探索性问题前，父亲肯定已经遵循曾经受过的医学训练，把那对耳塞塞进耳朵，用心聆听病人的心跳和呼吸。不过，我也想起无数个夜晚，父亲都曾因为像那晚一样频频出现的紧急情况不得不离开餐桌。他是非去不可的，因为在病人闷闷不乐的时候还留在家里，他一定会越来越心神不宁。

当然，接到这种电话时，大多数晚上他都不会心血来潮地决定带上我。他会扔下我们，径直出门而去。如果还没睡熟，我或许能听见他深夜回家，母亲一边替他热晚饭，一边跟他说话的声音。

我知道，在那个早已逝去的年代里，无论是哪种医生，都会为了履行对病人的义务，心甘情愿地打断自己的私人生活。或许，如今再来追悔那个年代毫无道理，但我依然希望，疗养院的那位医生哪怕还拥有一点点传统的责任心，该有多好！我希望，父亲接下来要依赖的那位老人病科医生也能如此。我觉得，他们从未全心全意地关爱过父亲；或者可以说，他们给予父亲的关爱，连父亲当年付出的一小半都赶不上。曾经的父亲，是多么慷慨无私地关爱信任他的病人啊！

还有一段更久远的回忆。对我而言，虽然那段回忆的个人意义要少一些，我却觉得可以将其作为一扇有趣的窗口，通过它了解半个多世纪前波士顿的精神医学世界。因此，我就把它当作一则旁注，加在我已经见过的那些长故事后吧。

在那几个板条箱里，有一个装了些跟尤金·奥尼尔有关的法律文件。箱子中，我在一个文件夹里发现了几份非同寻常的资料。那些资料记录了父亲与他的一位老友兼同事——精神病学家梅里尔·穆尔[3]——的一段冲突。奥尼尔在成为父亲的病人前，一直与穆尔关系密切。

穆尔不仅是最杰出的精神病学家之一，也是一个跟戏剧界联系密切的文人。奥尼尔的妻子卡洛塔患病（初步诊断认为，她得的是“癔病”）并被转入麦克莱恩精神病院后，他被挑中为她检查。现在我发现，穆尔之所以被留下来，都是因为奥尼尔密友劳伦斯·兰纳的缘故。兰纳既是纽约著名制片人，也是同仁剧院的一名导演。然而，穆尔误诊了，让卡洛塔遭到了极为不公的对待。

多年以后，父亲曾在波士顿哈佛俱乐部向我介绍过穆尔医生。穆尔医生虽然是个极其聪明的人，却也有很多人将其视为一个可爱的怪胎。他写诗，而且只写十四行诗。他显然写了很多（据他所说，至少有几千首），还非常乐意背给朋友和病人们听。有段时间，他总喜欢在兜里装些黄豆种子，然后兴高采烈地分送给别人。有一次，跟父亲握过手后，他说：“哈里，把这些种到你的花园里吧。”接着，他便往父亲掌心放了几粒黄豆种子，父亲则开心地表示感谢。

然而，据父亲所说，穆尔的问题在于，尽管他作为精神病学家的专业水准毋庸置疑，却对卡洛塔的诊断过于敷衍草率，完全忽略了以下事实：卡洛塔看似罹患精神病的症状，其实她是溴化物服用过量产生的暂时反应。甚至在警觉到她已经溴化物中毒后，他仍拒绝将其作为导致她生病的原因。相反，他坚称她就是得了精神病，并告诉麦克莱恩精神病院的工作人员，他打算正式宣布她“属于法律意义上的精神病患者”。随后，他还建议奥尼尔应该跟妻子永远分开，而且，他似乎还是在替她做检查之前就得出了这个结论。

后来，卡洛塔和奥尼尔都因这一错误的干预备受折磨。因为一开始，奥尼尔非常不明智地默许了穆尔的建议，并同意签署由一名纽约的律师出具、有穆尔医生共同签名的“陈情书”，坚称卡洛塔精神失常，无法再打理自己的各项事务。后来，卡洛塔曾反复提起这份著名的“请愿书”，并绝不原谅丈夫的这一“背叛行为”。

此时，穆尔医生已经打算安排卡洛塔接受永久院禁（即“非自愿的入院治疗”）。无论如何，这一在医学上并不合理的结果，都让麦克莱恩精神病院的工作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