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对母亲表现出半点不尊重的样子。母亲已经如此勇敢地面对了很多小麻烦，比如关节炎和精力不济（对一个将近99岁的老人来说，这也是正常现象）。老实说，她对一直照顾自己的那个人——西尔维娅，已经有种近乎专制的依赖。即便西尔维娅相信自己能同时照顾他们两个，我还是无法确定，要跟父亲分享他人的关爱，母亲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是时候拜访母亲，跟她好好谈一谈了。

20世纪70年代初，父母就搬进了那套他们居住至今的公寓。公寓包括一间主卧、一间次卧（供母亲睡着后，照顾她的那位护工稍作休息时用）、一间宽敞又迷人的客厅；客厅一头正中的位置，仍摆着父亲那张办公桌，另一头则是餐厅；餐厅旁边有个狭小逼仄的厨房。

母亲依然可以走进客厅，而且她常常是自己走过去，但有时也会有旁人搀她一把。天气好时，护工们偶尔会把她带到两层楼之间的那块绿草茵茵的夹层楼面，让她在那儿享受享受阳光，看看大步流星从她身边走过或沿着草坪那头的花坛和树篱散步的年轻人。

要是冷得不适合再出去，每天下午，等她照例在餐桌前喝完下午茶、吃完英国饼干（通常，护工们也会坐下来陪她一同享用茶点），护工们便会陪她在走廊或门厅散散步。

棒球赛季里，她都喜欢在夜里收看红袜队的比赛。父亲患病之前，他们常在哈佛俱乐部的超大荧屏上观看棒球比赛，有时还会在那吃晚餐或点心。父亲喜欢跟从没见过面的人搭话。母亲说，那些人中有研究生、律师、医生或别的学者，大多都是跟我同一代的人。双方相谈甚欢，都觉得比跟迅速消失的同龄人相处更有趣。

如今，母亲晚上都坐在床上观看比赛。她95岁那年，我曾送给她一件红袜队的运动衫作为生日礼物。她的护工们说，为早已熟悉的选手加油欢呼时，她总喜欢穿那件衣服，简直把它当作了幸运的象征。早些年，她是罗杰·克莱门斯的粉丝。但克莱门斯转而去纽约扬基队当投手后，她也迅速“移情别恋”。“他变得太胖。少了他，全队还能更好些。”（不久以后，佩德罗·马丁内斯就取代了克莱门斯在她心中的位置。）几年后，红袜队终于打破那个著名的诅咒，时隔80多年，再次捧回联赛冠军奖杯的那一刻，母亲简直欣喜若狂。

有一次，我问她是否还记得红袜队上次夺冠[2]的情景。虽然不记得具体年份，她却说：“那时候我才十几岁，正在波士顿女子拉丁学校读书。”波士顿女子拉丁学校是当时非常著名的一所中学，但现在已经关闭了。[3]母亲说，因为要非常努力地学习，才能赶上这所著名学校严格的课程安排，所以直到她又大了几岁，才开始观看比赛。除了课程学习之外，她每周还要花三个下午，从位于多切斯特区的家中搭乘电车一路赶往交响乐堂。她母亲认识一位波士顿交响乐团的小提琴手。从她10岁起，便一直跟着那个人学习小提琴。这么多年来，当年的那把小提琴仍放在曾经搭乘电车时提的那个老旧箱子里。

没有比赛，或因为比赛在西部进行而打到很晚时，她通常都会熬夜等着看10点的新闻。这时候，负责照顾她的护工便会调低电动床，在房间里一直陪到她入睡为止。

照顾她的那些护工里，与她最亲近、照顾她时间也最长的是一位跟我年纪相仿、名叫朱莉娅·沃克的女士。20世纪60年代，我在她家附近教书时，还认识她的孩子们。最近，朱莉娅告诉我，99岁之前，每天下午或晚上，我母亲都坚持要读《波士顿环球报》。日益衰弱的视力让她没法再继续下去时，就由朱莉娅挑一些重要的消息读给她听，并跟她展开讨论。朱莉娅说，大多数时候，她都对政治话题最感兴趣。

就我的记忆来看，母亲是个坚定不移的自由主义者。尽管一直关心政治，乔治·W. 布什于2000年11月当选总统时，她还是迷惑了，让人忍俊不禁。

“他不是很久以前就当过总统了吗！怎么现在又回来了？”可见，她弄混了布什父子。

我不想过分强调母亲的思路有多么清晰。有时，她观察过某位公众人物后，顶多也只能给出一个既十分浅薄又稀奇古怪的评论。2001年的一天夜里，她就曾向我和朱莉娅宣称：“希拉里·克林顿受够了与她丈夫的婚姻，已经做好摆脱他的准备。”

“克林顿让她经历了那些事后，我对此一点儿也不意外。”朱莉娅说。

“我觉得，她想嫁给乔纳森。”母亲说。

“为什么是我？”我问。

朱莉娅一脸同情地看着我。

但母亲接着说：“她没有从丈夫那得到足够的重视，她需要再婚。”

让我松了口气的是，对于这个她最喜欢谈论的话题之一，她也只说到这儿便打住了。

除了这种充满母性幻想的时候，她在其他几个喜欢的人面前也会允许自己偶尔放松一下。但其他时候，她的思路依然是相当清晰的。负责管理他们信托财产的律师相信，她依然有能力签署自己的所得税申报单，握着律师钢笔的手也不过稍微有点颤抖而已。和父亲一样，她也委任我做她的医疗保健代理人，好在某个需要急诊、她却已无力再做出明智决定时为她拿主意。不过，现在还不到那个时候。无论在这一点还是其他场合，我都没有限制她自主的意思。她完全可以选择行使她的意愿，并自己做决定。

父亲被送进疗养院后，少数几个来探望母亲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