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觉得她已经没什么自理能力。因为他们抵达公寓后，她几乎都是完全忽视他们的存在，甚至不止一次根本不跟他们说话。沉默了一段时间后，她曾直截了当地对其中一位来访者说：“我不相信你，不想跟你说话，赶紧回家去吧！”

他们的自然反应都是再次重温拜访之前就已确定的无知假设。我想，因为母亲已经认识到他们是如何看待她的，所以她在这个自我确认的过程中，为捍卫自己尊严而战，不让自己被他们引入显然是在测试她神智是否清醒的谈话，完全是情有可原的。

其中一个人曾对我说：“她简直是个疯子，甚至连话都不愿意跟我说！”我一点儿都不认为这是疯狂的表现。她喜欢跟朱莉娅和露辛达长谈。我有几个比我小一些的朋友早在父亲患病前就认识她，并非常喜欢她。她也很喜欢没完没了地跟他们聊天。她为何期待他们的陪伴，并能如此坦率地跟他们交谈？我想，那一定是因为她知道他们尊重她。

即便在陷入自我幻想的那些夜里，无论她的语气听起来多么坚决或固执，也总会带上一丝滑稽意味，仿佛预示着她知道自己或许已经陷入某种半真实半虚幻的状态。

“我想，你母亲在努力让某样她喜欢的东西‘延伸’到现实中来，她内心深处是很清楚这个过程的。”朱莉娅说，“我想，她知道现实与幻境之间的差别，这好比她正在跟某样东西玩耍。我想，我要是告诉她，我认为她说的某样东西不对，似乎就会拖慢她的思维，或彻底终结她正在编织的某个故事。”

对此，我感同身受。几句类似“别犯傻”之类的话，往往就能把母亲拉回到现实世界中来。

直到面对重大的医疗决策，她依然保持充分的理性，不需要我的批准或意见，完全自己做决定。她的医生在她的一侧卵巢中发现了一处令人不安的异物。活检之后发现，那是处不断增大的恶性肿瘤，不过目前体积还很小，影响的范围也不大。

那位医生虽不是老年病学家，也是波士顿有口皆碑的杰出从业者。他告诉我，像我母亲这般年纪的女性，即便常规的外科手术也会不可避免地面临诸多风险。他对我说，她要是没有术后并发症，就是相当可喜的结果了。

“她依然很有精神，也活力十足……你要是下定决心，我就安排把她转到麻省总医院。我想尽快为她实施手术。”

我把这事告诉母亲后，她说她已经做出决定。

“做吧！把那东西解决了！我还不想死。等到想死的时候，我自然会告诉你……”

我让她住进了麻省总医院的菲利普病区，那里的病人能稍微得到一些额外的关照。各种术前检查后，她在一个周日上午接受了手术。从麻醉中安然醒转后，她只在医院待了三天便被送回公寓。回家后，她很快便完全康复了。

我早该就如何安置父亲的事跟母亲谈一谈了。这场谈话已经被我推迟太久。不过，以上便是进行谈话前我母亲的基本情况。

6月末的一天夜里，我坐到母亲床边，告诉她我一直在考虑父亲的事，并把跟亚历杭德罗讨论的医疗问题和西尔维娅要帮忙的提议也一并说了出来。同时，我也表明无论是我还是跟我商量过此事的人，似乎都无法确定再次回到这套公寓居住会对父亲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我说，尽管他目前精力不错，但谁也无法预测他还能活多久，或许几年，但我也听说，无论基于何种理由，一次严重感染或手术过程中出现的某些问题，都很容易让他陷入难以度过的危急状况。我尽力向母亲解释，虽然知道这么做或许很不切实际，但我真的非常想赶在那种情况发生之前让父亲在家中度过余生。

她打断了我的解释，说：“我想让他回家。”

我却坚持向她强调，这么做或许会给她现有的生活模式带来怎样颠覆性的影响。我提醒她，父亲对他人帮助的需求或许比她更大。因此，要是父亲住回来后，护工们不如现在这般关爱她了，她会怎么想？

“我想让他回家。”她无视我的问题，又重复了一遍，“你父亲现在就像个孩子。他已经离家太久。去替他买张床，还需要什么别的东西也一起买了吧。告诉律师，给我开张支票就行。”

我告诉她，我觉得应该先跟律师谈一谈，再开始推行这些计划。

“为什么要把时间浪费在律师身上？”她说，“告诉他，我已经想好了，不需要征得他的同意，他不过是个磨磨蹭蹭的律师而已！我已经想好了！”

接着，我又问如果真打算这么做，她希望我把父亲的床（他需要一张医院用床）放在她的卧室还是别的房间。她的回答似乎不带一点儿感情。

“我为什么要让他待在这个房间？那我就别想睡觉了。放在另一个房间吧，然后再到客厅放一张床，给朱莉娅睡。”

虽然我还有疑问，她却不想再听下去。她认为，这个问题她已经考虑得足够清楚。

“不用再说了！去告诉朱莉娅一声，我想喝杯茶。我们去餐厅喝。”

我们关于父亲的谈话就这样结束了。出去后，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朱莉娅。她知道我一直都在考虑此事。西尔维娅虽然礼貌，却一直都有接管此事的意愿。因此，她早已行动起来，当然难免把自己的想法告诉朱莉娅。因此，朱莉娅从我这儿得到的唯一新闻，就是我母亲的反应和她不让我再讨论此事的决心。

“她一定让你为难了，”朱莉娅说，“上帝保佑她，但她毕竟是你妈妈！”

朱莉娅和我拿出一盒母亲很喜欢的饼干，又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