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纽约的那年秋天，哀悼降临。”卡洛塔把这张照片给父亲时，行云流水地在背后写下了这句话。

卡洛塔做过很多友善的举动，比如，她会时不时给我母亲送花，通常还会附上热情洋溢的关爱之情。即便面对她的这些举动，父亲的注释也清楚地表明，因为她在麦克莱恩精神病院遭到的不公平对待，他始终对她抱有一种复杂的同情心理，并痛苦地认识到，无论她多么“残忍而充满复仇心理”地对待他人，甚至有充分的理由厌恶他们，她也应该得到原谅。

“她依然痛恨戏剧协会的劳伦斯·兰纳。因为他叫梅里尔‘证实’她精神失常，所以她还叫他‘婊子养的’……”

父亲注意到，卡洛塔也会贬低奥尼尔。生气的时候，她不止一次当着我父亲的面，蔑视他在床上的表现。父亲认为，考虑到奥尼尔虚弱的身体，这种侮辱简直毫无根据、荒谬至极。奥尼尔也会反唇相讥，不断地侮辱她，比如，他想让她替自己做某件事时，就会大喊：“我的婊子在哪儿？”或者，有时候也会换成：“那该死的婊子呢？”[3]

“你这个恶心的浑蛋，”有一次，她这样应道，“要不是我这个婊子，你如今会在哪儿？臭水沟里！或者疯人院！你那些剧院里的朋友忙着兜售你的剧本时，多半会把你塞到那里去！”

即便有如此不愉快的争吵，我父亲也再次注意到，虽然处理奥尼尔各项事务时，卡洛塔偶尔手段暴虐，但奥尼尔依然非常依赖她超强的能力。而且，除了他最急躁或最愤慨之时，每每说起卡洛塔，他都充满感激。他感谢她在他全力工作时，充分有效地行使她的权利。她要是不动用那些权利，他需要一心一意“释放脑中作品”（用我父亲的话来说）时或许就会受到干扰。不过，起初他觉得那些作品依旧残留在他体内。

提到卡洛塔给他提供的保护，奥尼尔说创作新剧初期渐渐沉浸其中时，他总有一种绝望之感。他说，他往往都有这样的经历：“要困住内心那种急欲挣脱而出的创作灵感，会给他带来一种蚀心噬骨的罪恶感，唯一能让我平静下来的办法就是写剧本。”

与此同时，他写作时需要实现的那种孤立程度虽然得仰赖卡洛塔的帮助，但他也说，即便没在写作剧本（事实上，他已经好些年写不出任何剧本了），她决心切断一切外在干扰（包括他或许会喜欢的那些干扰）的做法也依然不减分毫。比如，他说，其他女人若稍微对他表现出些许兴趣，都会被卡洛塔执拗（用我父亲的话来说，她的反抗甚至可以用“凶猛”来形容）地挡开。

由此回忆往事时，奥尼尔曾向父亲提起一位名叫帕特里夏·尼尔的女演员。当时，年仅20岁的帕特里夏参加了他一部戏剧的试镜。[4]尽管她最终没能得到那个角色，两人却很快建立起一段愉快的友谊。奥尼尔承认，他觉得她“很有吸引力”“非常漂亮”，还说他从她身上感受到了“崇拜”和“爱慕”。

剧作家和尼尔小姐的友谊日渐升温时，他的震颤反应已经相当厉害，基本不可能与一个21岁的姑娘在肉体上发展出什么情人关系。因此，据奥尼尔所说，两人之间完全是清白的。他说，他曾跟她喝过一次“冰激凌苏打水”，并轻松随意地聊过几次天。不过，他也说自己向卡洛塔隐瞒了两人之间的会面。卡洛塔听说了他们的事后，大为震怒。

“见鬼！跟我斤斤计较那事，根本不值得。（他指的是“追究此事”）我需要卡洛塔……她是我的庇护者——有时，我也算是她的俘虏。”

即便两人搬到波士顿，奥尼尔开始接受我父亲的治疗后，卡洛塔仍对他与帕特里夏·尼尔的友谊耿耿于怀。1952年，奥尼尔曾向父亲透露，一位打算再次将其《榆树下的欲望》搬上舞台的制片人将与帕特里夏签约，请她出演女主角。然而，卡洛塔迅速干预，命令制片人终止谈判。

随后，尼尔小姐的事业遭受接连打击，令她备受脑损伤的折磨。然而，一番英勇抗争下，她还是取得了最终的胜利。[5]重返舞台后，她参与了多场演出，大获好评。卡洛塔反对帕特里夏获得那个奥尼尔认为很适合她的角色，这件事父亲一直都记得。至少直到1968年，他看见《纽约时报》上一则提到帕特里夏的消息时，对曾经刺痛他的那段回忆显然记忆犹新。

“勇敢的女人……我告诉过你，奥尼尔非常喜欢她吗？”

父亲发现，卡洛塔对奥尼尔做决策时的压制，甚至会无辜地牵连到他。比如，有一次，奥尼尔曾跟父亲说他喜欢在收音机上听球赛。父亲立刻心领神会，问奥尼尔是否愿意跟他去芬威球场（该球场离奥尼尔居住的旅馆仅几个街区远）看场球。

父亲的记录说，奥尼尔的反应“就像个孩子”，完全是种“小男孩的兴奋模样”以及“卡洛塔却坚决反对……”。父亲不由问自己，她反对的理由是什么。难道她认为两人会一去不复返、“越狱潜逃”，然后决定再也不回来？即便她完全信任我父亲在这种无足轻重之事上的判断力，自己的丈夫和他的医生去球场待一下午，却似乎对她构成了威胁。[6]

在一张措辞更加严厉的便条上，她坚决抵制奥尼尔有任何想要联系女儿乌纳的倾向。因为反对女儿过于活跃的社交生活，奥尼尔在她17岁那年便与之疏远了。他认为，报纸大肆宣扬他女儿生活的做法，严重伤害了他的名誉。一年后，当她爱上比自己年长很多的演员查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