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别林，并很快便嫁给了他时，奥尼尔更是表达了比以往更加强烈的反对之意。

从那以后，奥尼尔开始反思他对女儿的严厉，卡洛塔对乌纳的敌意却丝毫未减。1953年，《波士顿环球报》刊登了一张乌纳和她孩子们的照片，父亲写道：“我只能偷偷摸摸地把这张照片拿给奥尼尔看。卡洛塔也发现那张照片后，立刻将报纸揉成一团，并从此取消了订阅。”

“奥尼尔”去世几年后，乌纳从瑞士的家中给我父亲写过信。在另一个装有两人通信的文件夹里，有张备忘录这样写道：“后来，她曾坦言自己非常伤心……”自己父亲死后十几年一直被排斥在外的乌纳，此刻却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渴望：她想知道更多关于他的消息，了解我父亲照料他的这些年里，他的所思所想以及他的悔恨或回忆。她问我父亲，是否同意与她在瑞士见面。

起初，父亲不确定这么做是否明智。一方面，剧作家和他女儿关系破裂已久，所以他担心情况对乌纳来说并不会好到哪儿去。长谈或许无法安抚她的渴望，反而只会揭开旧日伤疤，让她伤得更深。另一方面，奥尼尔又在一些声明中提到自己的女儿。父亲相信，在瞒着卡洛塔的情况下，那些声明传达了一种乌纳或许没有意识到的温柔。比如，奥尼尔在一次回忆中，充满爱意地聊起了小时候的乌纳。此外，他也不无悔恨地想起面对乌纳少年时做出的种种独立选择，自己的反应是那样糟糕。

“她——那会儿还很小——给我带来了力量，就像个天使一样围绕在我身边。见鬼！我竟有些怕她，但我依然很爱这小东西。该死，我真是太自私了，”他说，“显然，我伤害了她……她和朋友们在饭店纵情欢乐时，我却写信去骂她。我他妈有什么权利这么做？我抛弃了他们（指乌纳和他的哥哥沙恩）和他们的母亲（指奥尼尔的前妻——一位名叫阿格尼丝·博尔顿的作家。奥尼尔邂逅卡洛塔时，他们已经结婚）。”

说完自己抛弃妻子的事后，奥尼尔问我父亲：“你知道内疚的滋味吗？”接着，没等父亲回答，他又说道，“它还有别的形式吗？”

提到卓别林时，奥尼尔对父亲说：“她嫁给他，我只能怪自己。我把这视作一种自我惩罚。”接下来，他又立刻补了一句，“但他一定会比我做得好。”这句话后，父亲用括号添了句说明：“奥尼尔在此处使用了将来时态。”这种用法让人觉得，即将嫁作人妇的女儿，在他眼里依然是个少女。

“哈里，”他说，“好好照顾她，她比我更应该得到幸福。”父亲再次在括号里写道：“这话真是让我迷惑不解。”不过，因为他并未反驳这个要求，所以父亲相信，自己的确做出了某种承诺。

这个文件夹里只有一张瑞士“美岸酒店”的信纸，由此可见，父亲终究还是接受了乌纳的邀请，和母亲前往瑞士，与乌纳夫妇在其位于科尔西耶·沃韦小镇的家中会面。科尔西耶·沃韦离洛桑大约12英里。“我觉得自己必须遵守诺言……于是，我去了。乌纳一直在轻轻呜咽。”父亲这样写道。虽然他们随后还聊过几次，但父亲明显在第一次会面后就于当天夜里做了记录。

父亲多年前写下的这些资料，再次让我想起他对奥尼尔的感受。通常来说，人们往往认为奥尼尔是个冷漠疏离、只忠于自身创作的人，但父亲仍觉得他非常忠诚。奥尼尔（聊天中，父亲经常叫他“吉恩”）对父亲与日俱增的依赖，为父亲带来了他职业生涯中最耗费精力，也最辛苦的一段医患关系。但在那两年半时间里[7]，照顾这位他无比尊敬的作家，父亲得到的满足感是其他任何时候都无法比拟的。

奥尼尔相信，自己并非仅仅是个与本国其他五六位大剧作家齐名的杰出作家。我想，大多数剧院史学家应该也是这么认为的。正如大多数评论家所见，他在戏剧上取得的伟大成就，以及他那能引人愤怒哀恸的能力，足以让他与奥古斯特·斯特林堡、亨利克·易卜生和伟大的法国古典主义作家高乃尔·拉辛比肩。我父亲也曾大胆地这样评价道：“至少，他已经接近古希腊悲剧作家……”

现在，突然有机会了解这个男人全部的情感世界，并在其首肯下，想尽办法平复他长久以来的混乱心绪，对我父亲来说，无疑是他临床治疗的一段巅峰经历。正因为如此，我才觉得自己有义务将父亲托付给我的一切都原原本本地讲述出来，甚至包括某些不太重要的辛辣讽刺、细枝末节的文坛逸事，或插科打诨的琐碎趣事。

有次检查时，奥尼尔玩性大发，脱下浴袍，非让父亲穿上不可。父亲说，那件浴袍非常贵，估计是卡洛塔在巴黎或纽约的某家精品名店给他买的。“这衣服衬得你格外高雅。”奥尼尔点评道。父亲说，他知道自己的样子很滑稽，因为奥尼尔比他高，“对我来说，那件浴袍实在太大了。”他说，奥尼尔“见我穿着那件几乎拖地的浴袍，还努力摆出一副严肃认真的样子，简直笑得前仰后合”。

这会儿，夏天几乎已经过去。曾经给父亲带来无数爱与欢乐的“小淘气”开始在迅速增长的恶性肿瘤下备受折磨。最近几个月，它身上癌症的发展速度都一直低于医生的预期；然而，上天对“小淘气”的恩惠终究还是走到了尽头。8月的最后一周，它彻底闭上了右眼，也没有力气上楼到我身边睡觉。此外，它也开始失去胃口，除非我用手喂食，否则就不吃东西。我知道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