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是显而易见的。西尔维娅说，有一次，他不得不在医院住了几天。“救护车里的工作人员”送他回家、带他上楼，并把他安顿在床上后，我父亲竟拍起了手。“当时，他真的在拍手！”她又重复了一遍。

我问她，这是否意味着父亲在对那个帮助自己的男人表示感谢。

“不是，”她说，“不是在感谢那位工作人员，他就是为了自己而拍手。那意思好比‘我又回家了’，那是一种庆祝！”

母亲很高兴他回家了。但她的头脑很清醒，所以父亲自然没法陪她，或提供她喜欢的那种谈话。他睡觉后，西尔维娅或朱莉娅会跟母亲共进晚餐，之后还会陪她熬夜看球、看新闻，或一直陪她聊到她睁不开眼为止。

“有一次，”西尔维娅告诉我，“你母亲闭上了眼睛。我以为她睡着了，于是把电视转到一个说西班牙语的频道。结果，她一下子就坐了起来，一副完全清醒却似乎十分困惑的模样。她对我说，‘他们说的话我怎么一个字都听不懂。’那是个很吵闹的节目。因为完全听不懂那些声音，她还以为自己出了什么问题。接着，她又仔细看了眼屏幕，搞明白一切后，这才松了口气。她说，‘我知道了。我知道我为什么听不懂了，因为这是个西班牙语频道。’”

那天晚上在睡着之前，母亲问西尔维娅是否能“进去看看宝贝情况如何”。一开始，她只是偶尔流露出对父亲的关心；但几个月后，她就似乎更温柔，也更有保护欲了。

父亲回家后的第二年又开始出现尿路感染。以前在疗养院时，这个病便爆发过几次。那年12月，它再次复发，并迅速恶化。朱莉娅试图联系他的医生，却没成功。于是，她打电话给露辛达。在露辛达的建议下，她随即叫了救护车，将父亲送进医院。

朱莉娅说，他们抵达医院后，挂号处的那个女人并不怎么友好。

“她不想收治他。我提供了他的医保卡和医疗保险信息，她却看都不看一眼。这种事，我只在那家医院碰到过这一次。我不知道她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只得不断地恳求她。

“‘你为什么要把他带到这里来？’她问。

“‘因为他病了。’我说。

“‘你怎么知道他病了？’那女人说，‘他甚至连话都不会说。’”

“我气坏了！当时，他可就在她面前。‘婴儿也不会说话，’我对她说，‘但他们感到痛苦的时候，我们都知道。’”

终于，那个女人还是不情愿地收治了父亲。为他诊治的医生证实，朱莉娅的判断是正确的。

父亲在医院待了三四天。感染被控制住后，照顾他的医生告诉我，就他以往处理类似感染的经验和这次发病的严重性来看，他建议父亲最好在出院后，每周都接受一次尿液检查。他说，从此以后，这项检查应该成为长期例行检查，如果再出现感染迹象，就要立刻服用抗生素。

朱莉娅把父亲送进医院时，曾给父亲的医生留言。但我们都不知道她到底要过多久才能看到留言，从而前来看望他。朱莉娅说，她认为医生应该出城了，所以她很可能无法到医院探视他。

父亲一回家，我就给医生发了份传真，说明医院建议每周进行尿液检查的事。她回复说没问题。我告诉她，露辛达将会很乐意接收样本。她说，这样的安排“令人非常满意”。

然而，这一行动方案并非由她提出，而是来自另一位医生，让我备感困扰。我也很困惑，在知道父亲病史的情况下，她却没能赶在这次导致父亲入院的感染暴发之前提出类似建议。

又过了一年半，父亲不得不再次住进医院。这一次，用来抑制他尿路感染的抗生素已经不起作用了。而他的私人医生又是好几天联系不上，她办公室里的人说她出差了。

麻省总医院的一位住院医师告诉我，这次感染导致的结果之一，将会引起心颤。（当时，他用的术语是“心房纤维颤动”。不过，他随即便用我能理解的词汇将其解释了一遍。）这名医生说，父亲的情况一旦稳定下来，就得立刻服用一种更新、药效更强的抗生素，以对抗会导致感染复发的耐药菌。

父亲出院回家的前一天，负责照顾他的那位老年医学专家告诉我，自从她回来后，就已经把与父亲身体状况有关的信息交给了露辛达。即便如此，医生不在之时，露辛达还是一直待在医院，并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医生说，她决定开一种更强有力的药物。

写到这里，我得先停下来，好好谈谈我对这位老年医学专家的感觉。经他人的推荐，我才聘请这位医生照顾我的父亲。但首先应该正确认识到的是，身为波士顿地区医疗组的成员之一，她却总是在出城后把自己应尽的职责扔给其他同事。不过，我很清楚，父亲要是严重得必须入院，他还是能得到所需的治疗。

然而，无法与她长期保持联系，以及要跟她直接沟通遇到的种种困难和长时间的拖延都让我恼怒，更让西尔维娅和朱莉娅大为光火。[1]相比之下，我母亲的医生几乎是城里最忙，也最受欢迎的医生之一，却几乎总能迅速做出回应。西尔维娅认为母亲需要接受检查时，无论出于什么原因（比如，她腿有毛病，有时会肿得很厉害），我都会打电话给她的医生。更多时候，西尔维娅会亲自给他打电话。她说，如果他接到电话时很忙，也总会在当天离开办公室前给她回电话。

总之，他跟我父亲的这位医生完全不同。“我办公室有其他病人要处理……”即便这位医生回了电话，有时似乎也并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