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再次会面时，我问她是否考虑过与此相关的优先次序问题。我说，从纯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我相信自己一直观察的这些现象，似乎能为某种或许会出现的东西提供证据，并成为评价人生价值时一项绝对合理的特征。一个小孩（或任何一个相对来说还比较年轻的个体）至少还可能拥有丰富的人生；对经济秩序来说，一个痴呆的98岁神经病学家，却不再有任何长远价值。

我对她说，我总禁不住想：对一个处于我父亲这般情况的病人，愿意在医疗看护方面降低标准，正准确地反映了一个社会系统的价值体系。正如我在自己的教育事业中领悟到的那样，那些关乎国家未来福祉的、精明的条款，更多时候往往并非衡量人生的标准。（为证明学前教育或早期婴儿护理方面投资的合理性，政府机构最常提到的术语之一便是“未来生产力”。“要是现在善待这些婴儿，有朝一日，他们都会变成为国家繁荣做出贡献的纳税人”。而年长和有病之人，当然对国家繁荣毫无裨益，他们只会“坐在那儿”，耗光纳税人的财富。）

作为一名将自己的职业视为至高理想又毫无私心的医生，她无法容忍从经济价值角度来衡量一个病人“对社会的价值”，更不认为一个医务人员维护生命的义务应该受到这种观点的影响。然而，尽管有些不情愿，她依然不得不承认：社会结构配置、金融上的局限性，或政府制定的策略方针，都有可能使医生更难履行这些义务。

她也注意到，医生能在老年医学领域达到的声望，根本无法与很多其他医学领域相比。而且，该领域的薪资水平，也远远低于其他大多数领域。她说，如此一来的结果便是：跟她年纪相仿的医生往往因为学费而背起巨额贷款，所以根本没有足够的人会进入这个领域。[2]于是，老年病科医生的数量并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年老群体的需求。而那些仍留在这一领域的医生，通常也要承担比其他领域大得多的工作量。她说，西尔维娅和我跟父亲那位医生打交道时遇到的种种困难，或许也能由此找到解释。

我也向另一位更年长的医生提出过同样的疑问。他告诉我，他觉得她的猜测是正确的。不过，他劝我不要太快下如此广泛的定论，因为被吸引到老年病学领域的医生往往都是很有同情心的。

“他们应该都是很无私的人。很多人都是在经历了你现在面对的一切后，才决定进入这个领域。患病的或许是他们的父母，也可能是他们的祖父母。”

接着，他也指出，负责照顾我父亲的那位医生或许得争分夺秒地挤出时间承担学术任务，所以才经常出城或失去联系。

我问，如果是这样的话，她一开始就跟我解释清楚，或者向我推荐另一位没那么多义务的医生，岂非更好？

“嗯，”他回答道，“但没人，尤其没有一位身负其他义务的医生愿意给人留下一种他们无法满足自己病人需求的印象，那将成为一种极其糟糕、十分尴尬的让步。我说的这些话，在任何医疗领域都适用……”

说了这么多后，他告诉我，他认为尽管我如此固执地坚持，一定要让父亲得到我认为他应该得到的那种照料，但在这件事上，我其实别无选择。出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曾施压并纠缠父亲那位医生的事，我一点儿也不后悔。要说有什么让我后悔的事，我真希望，当初能表现得更冷酷无情一些。

对于我和父亲之间这种强烈而持久的关系，还有一点需要说明。虽然我知道这或许很难理解，但我甚至觉得，如今的我们，比他患病之初时更亲密。正如我之前所说，工作的压力会让我长时间远离父母，只能利用偶尔的间隙前去探望他们。但自从父亲生病之后，我便留出整周，有时甚至整月的时间，尽可能地经常陪在他身边。童年以来的任何时候，我陪伴他的时间估计都没有那时候长。我更加用心地去倾听他说的每一个字，观察他变化的情绪和表情、他转瞬即逝的快乐，以及他平静而放松的模样。（比如，我们一起坐在疗养院的阳台上，而“小淘气”则趴在他脚边时，他便是平静而放松的。）

我曾说过，我觉得自己正跟父亲经历一段旅程。在疗养院时，他努力搜索词语，想清晰表达自己的意思时，我们之间展开的猜谜游戏也是这段旅程的一部分。我们共同挖掘一段回忆、破除一个谜题，或继续在之前一段被打断，却如迷宫般有趣的推理中前行，都是旅程的一部分。这其中不仅有对他思维受阻过程的探索，也有对思考本身神秘性的探索。经过这些探索，我觉得我们越来越亲密。而在此基础上，我也感到自己与父亲之间的联系变得更加直接，也更加亲密。这种转变几乎超越60多年以来的任何时候。（正如母亲曾经所说，60多年前，父亲在工作上一不顺心，就在傍晚带我出去散步，以寻求些许安慰。）

如果我没有在疗养院陪他那么长时间，而是借由工作、友情和政治活动，让自己更加彻底地远离他遭遇的困境，只定期且有限地去看望他几次，也许我现在就能更容易拉开一段距离来审视他的现状。或者用一种悲悯的目光去看待他，仿佛他已经不再是我熟悉的父亲，而只是曾经那个父亲的渺小缩影。然而，已经做出的选择无法改变。因此，我根本无法那样看待他。

当我目睹疾病逐渐夺走父亲清晰的头脑和敏锐的洞察力，让他再也无法继续当个出色的医生时，我的确非常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