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泽尔太太！”她重申道，“您都跟您儿子说了些什么啊？”

“那真是我听过的最疯狂的事。”母亲说。

我并不认为母亲真的相信自己跟西尔维娅争辩的那些话，但她为了驳西尔维娅的面子脱口而出的那些话，以及虽然姗姗来迟，却终究透露出的风流韵事，也让我见到了母亲在道德独立方面颇为粗俗的一面。

不过，除了像激怒西尔维娅这般意外又有趣的时候，冬末时，母亲发现，自己曾引以为傲的清晰头脑和能精确回忆起往事的能力都急剧衰退了。

“我开始忘事了，”一天晚上，她对我说，“有时，我能想起某个地方，我甚至能‘看见’它，但就是想不起它的名字。”

“人人都会碰到这种情况。”我试图安慰她。

接着，心血来潮之下，我问她是否还记得高中时学过的那些拉丁词。她立刻把刚刚才为记忆衰退而沮丧不已的心情忘了个一干二净，抑扬顿挫地念起第一个拉丁语动词的各种动词变位（这也是在拉丁语学校就读的孩子们学习的第一个动词变位）。

“Amo, Amas, Amat, Amamus, Amatis, Amant…”（该词意为“爱”）

“太棒了！”我说。仿佛我们又回到了学校，而我就是老师。我问她是否还记得任何名词，她马上说出了“puella”（女孩）的单复数形式。或许跟很多学生一样，最初那几周令人胆寒的拉丁语课，给母亲留下了至今都难以消解的恐惧感。

但事实上，母亲对自己能力衰退的评价的确日益明显。到第二年春天，她的胃口也越来越差，连朱莉娅坚持端进她卧室的饭也不吃了。

“考泽尔太太，”朱莉娅会说，“您需要吃点儿东西。”

母亲却对朱莉娅说，“我没必要吃，你不能强迫我，把托盘端走！”

但一小时后，她又可能把她叫进卧室，责备地看着她：“朱莉娅，你没给我晚饭！”

然而，到了5月，即便这种短暂的唱反调行为也越来越少。朱莉娅注意到，她也不再问很多关于父亲的问题。

“有时候，”朱莉娅说，“她似乎忘了他依然在隔壁房间……”

6月的一天晚上，母亲低声跟我说了些什么，但她声音太轻，我一句也听不懂。于是，我凑得更近了些。她说有些事要跟我说，但“不能让别人听到”，我得先去把门关上。

关上门回到她身边坐下后，她说：“我这儿有个钱包，里面有很多钱。”

过去的一年多里，她一直都随身带着个小钱包，通常都藏在毯子下面。她拿出钱包，给我看装在里面的200美元。

“衣柜里还有，就藏在底层抽屉我那些毛衣下面。”

她声音一直很轻。

“你要是有什么需要，我希望能把这笔钱留给你，这也是我为你妥善保管它的原因。”

我发现，她以为200美元是很大一笔钱。当然，她还是个孩子时，这的确不是笔小数目。我没说任何或许会破坏这种印象的话。

“妈，我现在很好，”我对她说，“但有朝一日我若真的需要，我会记得它放在哪儿的。”

“这是我的钱。我是你妈，我有权利决定把它给谁。”

“我知道，我不会忘的。”我向她保证道。

“过来。”她说。

她吻了我，我也回吻了她后，她说我可以去把门打开了，并说她想“喝点儿茶……或许也可以来点儿干酪”。

我走进另一个房间，和朱莉娅一起，把东西一一摆上托盘：三个杯子（一人一个），外加母亲最爱的卡门贝干酪和爱蒙塔尔干酪。她也很爱喝茶，还总是对朱莉娅说“别太浓”。不过，干酪她几乎一口都不吃。

随着夏季的来临，母亲越来越频繁地支开西尔维娅和朱莉娅。要是只有我在房间里陪她，有时她会努力打起精神来跟我说话，但也没了往日宣布决定和要求时那种颐指气使的派头，而是换了种轻柔得多，也消极得多的口吻。通常，母亲一次也说不了几句话，没过多久，她就开始逐渐跟我道别了。

“我不想吓你，”一天晚上，她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说，“但我并不害怕死亡。我离开的时候，希望你能坚强……”

这句话，她并没有说完。

随着夏季一天天过去，母亲越来越僵硬的姿势和日益频繁的紧闭双眸都清楚地表示：尽管似乎依然在努力抗拒，但她已经逐渐失去了求生的意志。她也握紧了拳头，却并非父亲那种毫无意识的反射性握法，而是一种准备战斗的态势，就像某个已经做好最后一击准备的人。

她知道，自己不会多么努力地去争取胜利。

即便到了现在，她幼儿时期一些最温馨甜蜜的回忆还是会显现出来。她开始背诵或许是婴儿时期从母亲那学来的一首童谣。

一二

三四

五六七

所有乖孩子

都要到天堂上去

……

起初，她只会念上一两遍；但很快，她就会一口气把这首童谣念上六七遍。渐渐地，它听起来并不像能给她带来抚慰的样子，反而更像一种无意识的自发行为。

到了9月，我发现我每次走进房间，她几乎都偏着头，下巴绷得紧紧的，张着嘴，手指虽仍捏成拳头，却不再像准备战斗或抵御什么的样子。如今，她已经很少直接看着我，只有在我探过她的身子时，那双凝望着天花板的眼睛才会撞上我的目光。

到了10月末，她跟我说过的最后时刻终于来临。我知道，我得听她的，不能违逆她的意愿。

吞咽困难和胃分泌物或未消化的食物残渣冲入喉管，以及肺部引起的呼吸困难，致使母亲因严重的机能性充血和低烧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