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然而，接受检查后，她的情况又恶化了几分。于是，院方将其送入菲利普病区。住院医生告诉我，抗生素或许能退烧，但呼吸问题就只能靠插管解决，即往胃里插食管和往喉咙里插呼吸管。

“都到这时候了，你应该不想这么对待你母亲吧。”他说。

看着母亲仰面朝天的脸、紧闭的眼睛、张开的嘴和线条坚硬的下巴，我站在她床边，简略地扫了眼一个护士带来让我签字的《放弃抢救书》。签完之后，我留在原地，看着医生完成吗啡注射[3]，朱莉娅也陪我站在床边。

母亲又坚持了几个小时。当第一缕阳光从百叶窗后透进来，我听到她呻吟了一声。我问医生是否需要加大吗啡剂量。一个小时后，他又进来注射了一次。到了最后时刻，一直待在病房里的那名护士离开了。没等我开口要求，朱莉娅也走了出去。我想一个人待在那，给母亲一个最后的拥抱和亲吻。

母亲曾说过，相比葬礼，她更喜欢在墓旁举行一场仪式。最后，聚集到奥本山公墓母亲墓地旁的有：露辛达、朱莉娅和其他帮忙照顾过她的人、我姐姐和她的女儿们、几个亲戚，以及母亲的几位密友。玛莎用一种轻柔而沉思的语调（我想，母亲应该会喜欢这种腔调的）读了《路得记》里的一段话，并说起母亲的性格和她漫长而有趣的一生。在我让一个朋友带来的CD机（激光唱机）上，我们播放了舒曼的钢琴五重奏。这是首令人难以忘怀的大小提琴合奏曲。我知道，如此浪漫的旋律，母亲一定会喜欢。

仪式后，我回到公寓。为了让朱莉娅能出席仪式，西尔维娅留了下来。父亲睁着眼睛躺在床上，脸上还挂着微笑。就算他真的有点儿意识知道母亲再也不在隔壁房间里，他也搞不懂真正的原因是什么。

我走进母亲的房间，看着衣柜上的照片。红袜队的运动衫还叠好放在床边的桌上。她一直带在身边的那个钱包仍在原处，有一半还藏在毯子下面。去医院时，她忘了将它带上。

[1] 布洛伊勒医生在父亲去拜访他前两年（即1927年），从博格黑兹比疗养院院长的职位上退休，但依然在那接待外国访问者。两人见面后，他把父亲带到附近的屈斯纳赫特小镇。布洛伊勒医生依然在屈斯纳赫特镇接待私家病人，父亲也是在那里观诊，并在医生们替病人做检查时参与相关讨论。根据父亲的笔记和母亲的回忆，布洛伊勒医生的家位于一个名叫措利孔的小镇。

[2] 贝内迪克特的昵称。——译者注

[3] 此时，午夜应该已过去好几个小时。从我的记录来看，“母亲于早上8点12分过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