溃疡面积大增，因此根本无法确定它是否能愈合。或者说，至少数月内，也许整整一年内，它都无法愈合。

面对这么多不同意见，又没有父亲的常规医生（即她所谓的“主治医生”）整合意见来给我一个明确又容易理解的预测，我真是不知所措，拿不准该相信哪种意见了。最后，还是无比自信的西尔维娅认为，她可以如医生所说（跟我谈过话的4名医生中，有一位消除了我的疑虑和犹疑，并劝说我尽快把父亲带回家），帮助父亲更快地恢复过来。

父亲一回到家，她就跟朱莉娅制订了一套行动方案，以保护受创区域不再受到额外刺激。她们订购了一床特殊的弹性软床垫，让父亲睡觉时侧躺在上面。如此一来，便不会给他的直肠和下半部身体造成压力。这可不是件轻松的差事，两人必须整夜看着他。不过，在她们精心又勤勉的照顾下，溃疡真的开始愈合了。

然而，根据相关资料记载和朱莉娅直言不讳的记录，父亲的那名医生“在我们需要她的时候依然失联”。如今再来回顾当时的这种情况，朋友们都问我为何不放过自己、西尔维娅和朱莉娅，老为这件令人挫败的事伤神。我认识波士顿地区的一名医生。朋友们都建议我向他求助，替父亲另外找一名医生。事实上，我的确提过这些要求，对方的建议却是：父亲的生命已经走到这个阶段，其他医生不太可能愿意接手照顾他；或者说，他们会认为此时插手并不明智。

总之，无论西尔维娅和朱莉娅在情感上付出多大代价，重新跟一名新医生打交道，也会动摇她们现有的工作模式。正如她们所说，如今这位医生办公室里的那些人，已经跟她们建立起工作关系，不仅时常都有回应，回复时间也不会长到令人担忧。[1]但若换一名医生，一切关系都得重建。而且，我每次想终止跟父亲这名医生的合作关系时，她都会在那些危机之后，就父亲的情况非常体贴地给我发一份极其详尽的事后总结。有时，字里行间几乎还带着歉意。这至少会让我暂时相信，她会更仔细地照料父亲。

最后，就算我能找到一名好得多的医生，我也决定维持现状。相反，我要竭尽所能支持西尔维娅和朱莉娅勇敢对抗现有的医疗系统。即便面对目前这种令人不安的趋势，我们也可以期望现在这个官僚化严重、让人大失所望的医疗系统，有朝一日能变得更有效率，也更人性化一些。

在父亲生命的最后12个月里，我看着他逐渐陷入几乎完全被动的局面，尽管还是经常微笑，却完全变成了一个需要依赖别人的“孩子”。于是，我再次利用深夜时间，在他托付给我的那些箱子里浏览各种材料，以此寻找安慰，分散注意力。其中的一个纸箱保留了他从医多年来的信件副本和一些印刷品。我读到了一篇十分大胆的、批评精神病学教育现状的文章。父亲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医院跟随阿道夫·迈耶学习期间，就自己的观察写下了这篇文章。

那些文件让我大吃一惊。因为仅仅三年后，他评价迈耶本人教学的那封信[2]措辞就极为严厉。（更让我惊讶的是，同一个文件袋里，还有一张威风凛凛的迈耶肖像画。画上还有迈耶的亲笔题字“致我的朋友兼学生——哈里·考泽尔医生”。父亲非常珍视这幅画，不仅给它加了个漂亮的画框，还将它挂在办公室墙上，紧挨布洛伊勒医生亲笔签名的肖像画。）父亲的这番批评是以信件的方式呈现出来的。收信人是位名叫约翰·怀特霍恩的医生。1941年夏，约翰医生获选接任迈耶诊所所长一职。如信中所示，此时迈耶正准备退休。

“亲爱的约翰，”信件开头这样写道，“我如约向您报告……您对医学院学生所受教育情况的关注，之前我并没有太多可以说的。现在，我将在不同的标题下，详细探讨这个问题。”

在第一个标题——“对迈耶医生所授课程的批评”下，父亲毫不客气地写道：“他过于强调自己的那套系统及其诸多细节。这就要求学生记忆大量他集成的各种概念和精神生物学方面的信息，从而失去对精神病学的总体把握……”早会上，无论提到任何同时代医生的工作，他的评价都“有些贬损之意，称其贡献微乎其微”。对此，父亲辩称：后来，他的这种做法产生了一种“回飞镖”效应，“很多学生对精神分析和其他探索性概念越来越着迷”，结果“仓促之下，纷纷走入极端”，完全抛弃了迈耶医生的那些概念。

在“菲普斯诊所与约翰斯·霍普金斯医院其他部门关系”这一标题下，我父亲写道：“菲普斯诊所简直是心理学领域的西伯利亚，与精神病学部和医疗部几乎都没有交流。诊所有自己的内科医生，更加强了其孤立性，让其完全独立于医院其他部门。这种情况不仅是对医院的侮辱，对病人也是极不公平的。因为诊所提供的医疗咨询质量，远远比不上医院常规医疗科系提供的咨询。”

提到“普通病房”时，父亲说，因为缺乏适当监管，“我认为，病人并未享受到应得的彻底治疗”。

“事实上，没有一个高级职员会坐下来陪陪病人，也没有实习生花上一小时或半小时，耐心仔细地询问病人的情况。关键在于，实习生应该得到一些医生们亲自传授的临床教学……而非在早会上基于二手资料展开的讨论。他们自以为已从病人那儿获取了信息，于是，早会上的那些二手资料，都是以他们的这些描述为基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