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训练都围绕早会展开。让一名实习生读完一份冗长的手写病例后，迈耶医生再给一些看似睿智的评论。有时，这些会议非常荒谬。众人围绕诊断结论争论不休，却只字不提任何具体的治疗方案……

“尽管支持旧体制的人会表示强烈的反对，”父亲继续写道，“事实上，实习生们却得不到任何处理诸如激烈谵妄或癫狂等重大问题的经验。”

父亲写到，给实习生指派任务时的组织不力，也导致病人无法得到彻底护理。

“刚进入诊所的一两周里，病人备受关注。接着，他引发的刺激便会逐渐消退，像块薄煎饼般被抛弃，因为实习生要么忙着应付其他新入院的病人，要么就被其他浪费时间的人或事分散了精力。因此，进入诊所后的第三周或第四周里，病人往往都会大失所望。在那之后，他们不仅很少见到那些实习生，即便见面，相处时间往往也十分短暂。”

在“实验室”这个标题下，父亲写道：“说实话，我对此没有任何评论。我不知道建这么多解剖实验室的意义何在，因为解剖不过是迈耶医生的个人嗜好而已。他虽强调解剖，却几乎不提生理学概念……”

在“精神神经机能病”这个标题下，父亲写道：“对精神神经机能病的治疗和指导，是诊所运作过程中最薄弱的环节之一。我曾建议迈耶医生，应该建立一个长期研究精神神经机能病治疗方法的专业科室，却无济于事。从这个方面来说，我认为，对美国精神病学应尽的职责，该诊所并未做到。”

如果找到某个一直沉浸在欧洲精神分析学派的“高贵难民”，那些无法接触到非迈耶指定岗位的实习生或许会在不久的将来，完全拒绝迈耶那些理念。

在最后一个名为“精神分析修订补遗”的标题下，父亲建议诊所或许可以期望，并由此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

“在这儿（即波士顿），”他继续写道，“有个非常能干的研究员[3]，浑身似有令人难以置信的动力……”

他的经历包括“在弗洛伊德的门诊部担任多年管理者职位”。父亲极力推荐此人，说出他的名字后，又加上了这样的描述：尽管他坚信“正统”，“却并非如弗洛伊德医生般老派……反而一直警醒且好思，他那敏捷的思维是极具促进作用的……见见他，亲自评估一番，或许是个好主意”。

我想，收到父亲建议的那位医生，应该认真考虑过他说的这些话，因为他在回信中亲切地表达了谢意，称“您的信写得非常周到，对我帮助很大”。我不知道这位新所长在制定新政策时，是否受到了父亲这些建议的影响，但我知道，父亲继续跟诊所的其他医生密切合作了很多年。

在另一堆更大、标注年代更晚的材料里（这堆材料上标注的日期是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我又找到一个案例。在此期间，马萨诸塞州设在此处的心理健康部门开始将一些刑事罪犯送到父亲面前，请他评估。父亲接下这类任务，就意味着他甘愿承担也许会引起同事或顶头上司不悦的风险。这么多年过去了，直到现在，我才想起回顾这段插曲，似乎显得有些奇怪。因为这些文件即将展现的这个案例，不仅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社会反响，还在随后的好几年里继续分歧不断、备受争议。

这件案子始于1962年，经历了整整一年后，一直持续到1964年。其间，13名妇女被勒死在自己家中。她们不是住在波士顿，就是离波士顿不远。[4]其中几人还上了年纪，年龄最大的一人已经85岁。据媒体报道，她们的尸体“都被摆成了怪异又色情的姿势”[5]，“肿胀的脖子缠着又大又夸张的蝴蝶结”。警方相信，这一系列勒杀案都是一人所为，并立刻展开大规模搜捕。然而，直到1965年都没有任何嫌犯落网。

同年，父亲所在治疗评估中心附属的一家大型州立精神病院监狱分部里，一个病人对另一个病人说，他就是杀掉那些女人的凶手。不久之后，他又先后向自己的律师和州检察官供认不讳。然而，这个男人似乎有强烈的自夸倾向，即便知道坦白罪行的结果可能招致终身监禁或死刑（当时，马萨诸塞州依然没有废除死刑），也想无限夸大其自身的重要性。因此，他供词的可信度便蒙上了一层阴影。

和其他案件一样，在对被告精神状况有疑问的情况下，法庭便要求父亲帮助确定此人在精神上的行为能力是否足以受审。[6]随后，父亲便约谈了这名嫌疑犯。此人名叫艾伯特·H. 德·萨尔沃，当过电工，也做过建筑工人。从他的档案来看，虽然有性侵记录，却无谋杀行为。

两人1965年3月14日、24日和29日的三次面谈共留下145页记录。面谈期间，还有一名精神病医生也在场，但自始至终，他似乎都很少参与进来。父亲在提交给国家精神卫生专员的一封信中称：德·萨尔沃（他称其为“病人”，而非“嫌疑犯”）虽然能“本能地回应”他的提问，却表现出“一种肤浅的情绪反应”。

在这些面谈中，父亲要求德·萨尔沃描述行凶过程。他的讲述虽充满了令人毛骨悚然的细节，却不带任何情感。而且，从他的用词似乎也可以看出：他认为勒颈致死不过是这些女人“遭遇”的不幸事件，而非他犯下的暴行。

比如，德·萨尔沃跟父亲提起一名被他杀害的女人时，只说了句“她就是被枕套闷死的那个”。父亲注意到，德·萨尔沃在这里提到枕套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