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指并不明确，用的是“它就在那儿”。但它是怎么跑那儿去的？

“‘就在那儿’是什么意思？”父亲问。

在这个问题的刺激下，德·萨尔沃才将自己加入叙述中去。“是我拿枕套闷死了她。”最后，他又加了一句：“还打了个结（即将枕套绕到她脖子上）。”

接着，提到另一名60多岁的被害女子时，他说：“她死了，头骨破碎而死。是被刺死的。”

“谁让她头骨破碎？”父亲问。

“我。”德·萨尔沃说。

提到一名死在床上的女人时，他的用词依然如故。他称自己“滑开锁”，进入卧室，“她正从床上爬起来……”“很奇怪……我也不知道怎么解释看到她时突然涌起的那种感觉……她转过身，下了床。然后，我能记得的，就是她躺在地板上……长筒袜绕在她的脖子上。”

父亲还是问，长筒袜是怎么跑到那儿去的。对此，德·萨尔沃的答复依然是：“我带过去的。”

有时候，德·萨尔沃告诉父亲，他不记得自己杀掉的那个人，也不记得自己是如何动的手，直到读到报上的相关报道，才会察觉到（用父亲的话来说）“他就是那个作案的人……”。正如父亲注意到的那样，他反复引用报纸上的描述，或许提出了一种微乎其微的可能性：在父亲看来，如此敏锐、聪明，又富有创造力的德·萨尔沃，很可能根据报纸详细描述的细节捏造出部分事实。不过，德·萨尔沃其他部分的陈述似乎又不会引起这种怀疑。

总之，德·萨尔沃若真是这一系列勒杀案的凶手，父亲也从这个男人对作案过程的描述中，察觉到“一种明显来自经验的不真实感”。父亲再次注意到，德·萨尔沃冷漠地提起受害者的同时，却传达出“一种非常高兴自己如今已经成为众人关注焦点的意味”。其他不合理的现象和“一种对至于自身的危险近乎麻木的反应”，更加重了父亲的这种印象，让他认为：这个男人不应该上庭受审。

“艾伯特·H. 德·萨尔沃，”父亲写下他的结论，“可能患有心理疾病。”

根据马萨诸塞州的法律，此人“判断力存在重大缺陷”，“无法理解自身所处的环境”，没有能力“做出最有利于自己利益的决定……”。

然而，父亲的意见却被心理卫生院的其他人驳回。[7]他们虽然诊断德·萨尔沃为精神分裂症患者，却告诉法庭他并没疯，完全有分辨对错的能力。但父亲认为，这点无论是从法律角度还是精神病学角度来看，都是站不住脚的。

与此同时，媒体已经认定德·萨尔沃有罪，要求让其接受审判。最终，法庭决定德·萨尔沃可以受审[8]，但受审原因并非他犯下的13桩勒杀案，而是其之前所犯的那些罪行（我之前已经指出，这些罪行不足以判定其为杀人犯）。但父亲认为，将其送审的决定“完全不合逻辑”，“从本质上来讲就是自相矛盾的”，并且很可能受到政治考量的影响。[9]

然而，审判还是如期进行，结果也不难预测：暴露在媒体面前的法官不可能毫无偏颇。而且，不可思议的是，法官竟没有要求隔离陪审团。结果，德·萨尔沃各项罪名成立，并判终身监禁，将由医院转到一家不再为其提供精神治疗的州立监狱。

一年后，德·萨尔沃从监狱里给父亲写了封信。父亲从未公开过这封信，而是将其妥善保存在一个封好的信封里。信是手写在几张蓝条笔记本纸上的，落款日期为1968年1月1日。

“亲爱的考泽尔医生，”德·萨尔沃这样写道，“我努力想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却徒劳无功。出于某种未知的理由，我发现自己依然在原地打转。我多次想起您，并无法理解，为何再也无法见到您（他指的是离开医院后的日子）。至少，您让我觉得，您对我感兴趣，是将我视为了一个人……对此，我想向您表达由衷的敬意。”

接着，他说他觉得我父亲“理解”他的感受。

“我很想跟您单独聊聊，”他说，“把心里的话都说出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我就是觉得，跟您在一起时我是那般自在……您不是医务主任，真是太遗憾了。”

德·萨尔沃留院观察期间，大部分时候跟他打交道的都是另一名医生。我父亲只是那名医生的下属。否则，“所有已经发生的事都有可能避免。如果您好好想想，就能明白我的意思”[10]。

再次说明这点后，他称自己目前“内心无法得到释放”。这个涉嫌勒死了13名妇女的男人非常礼貌地结束了这封信：“祝您健康。愿您新年快乐！”

最后，他在信纸底部密密麻麻地写了几句附言，称希望父亲记得几年前，他是自己“走进警察局”寻求医疗服务的。

“这点儿，”他说，“就是……我至今都无法理解的一点。”

5年后，德·萨尔沃在监狱里被另一名囚犯谋杀。没人再为那起勒杀案提出过审判要求。

存放德·萨尔沃信件的那个文件夹里，我又找到一份父亲写的备忘录。备忘录中，他再次对那些确诊德·萨尔沃患精神分裂症却并不疯狂、有能力分辨是非对错的医生提出异议。

“鉴于情感缺失，”父亲写道，“以及他在描述自己罪行时那种虚幻的感觉，再加上他身上明显的女性意象[11]，完全可以用上‘精神分裂症’这个术语。但若从道德观念上来分析——判定其是好是坏、是对是错——具备此种特性的男人，是极难划分，且很难让人信服的一种人……

“德·萨尔沃没有分辨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