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在波士顿招待维多利亚那段时间里，她便常常陪伴母亲前来。

她这样写道：“曾经共进晚餐那些时光[2]，是我最快乐而有趣的记忆。从您那儿得到的关于我曾祖父的消息，对我来说真是意义非凡的无价之宝。真是非常感谢您！”

有时，我曾怀疑父母与卓别林一家及其子女的亲密友谊，是否只是我母亲对其回忆的一种夸张说法。如今，奥雷利娅这封漂亮的手写信让我愉快地发现：尽管多年前，母亲就开始用幻想自娱自乐，但她告诉朱莉娅的很多关于她跟奥雷利娅家如何亲密的故事，却并非某种掺杂了幻想因素的甜蜜混合物。

乌纳寄来的信我也读过几封。丈夫去世后，冲动之下，她曾饱含深情地写过很多信。不过，那些信通常都是快乐的，写满了跟她孩子有关的事。要是我还对母亲的记忆有所怀疑，这些信也能起到同样的反驳效果。（“杰拉尔丁刚刚生了个男孩，”她在1974年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正欢喜得仿佛站在世界之巅……家里的其他人都远离牢狱，所以生活真是非常美妙……”）

父亲诊治过的一些病人家属也会写信来，那些信也是另一种形式的肯定，或者强调。例如，我还记得他检查病人和处理复杂家庭关系的方法；而且，我偶尔也会碰到一两个曾接受过父亲治疗的人。

父亲去世后两个月，我到宾夕法尼亚一所大学给本科生做演讲。发言接近尾声时，一名50出头（也有可能年纪更大些）的女士完成了自我介绍后，告诉我她的工作就是帮助问题儿童和残疾儿童。

她说：“我认识您父亲，我在少女时代曾接受过他的治疗。希望有朝一日能跟您谈谈。我很愿意与您分享我的那段回忆。”

我们很快便开始通信。父亲替她治疗的事，让我想起了父亲处理过的其他几桩病例。在那些病例里，她并非其家中唯一一个接受过父亲治疗的人。

“你瞧，”她说，“认识你父亲之前，他已经帮助我父亲挺过了严重的抑郁症。而且，当时他还要开导我那因父亲生病而压力倍增的母亲。因此，他会同时约见他们两个人，一边帮助父亲从抑郁症中走出来，一边给予母亲情感支持，让她在应付父亲的过程中保持平稳的心态。”

她说，她父亲曾是个很有活力的人，却在将近50岁时，因为某个骨科上的问题暂时失去了行走能力。一位骨科专家把这件事处理得极其糟糕。他告诉我父亲，情况很可能无法逆转，他估计很快就离不开轮椅了。

“他就是在那时候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无法继续工作后不久，他也几乎拒绝了一切户外活动，直到他（或母亲）想到联系你父亲为止。你父亲是他大学时的一个朋友……

“我不知道你父亲具体做了什么，但我母亲说，那位骨科专家的行为让他非常气愤。我想，他带着我父亲去见了另一名医生，另一名他信任的专家。但他给予我父亲的治疗都是精神病学领域的治疗。最后，他十分成功地帮助他摆脱了抑郁症。第二年，我父亲就又能正常行走了。谢天谢地，压根儿没有离不开轮椅那回事儿！”

她说，大约10年后，她遇到了自己的人生危机。

“当时，18岁的我很想离开大学。虽然这种想法在那时候并不罕见，但在我的成长经历中，‘乖乖女’是不会那么做的。而我向来都是个‘乖乖女’，一直努力满足父母的所有期望。可突然之间，我意识到自己并没有准备好上大学。我不想进入那个环境，我惊慌失措，无比焦虑，担心父母对此会有何反应……

“告诉校方我想休学一年后，他们说如果我还想回来，就得开具一张病假条。他们先让我去看学校里的精神病医生。我想，学校留着这么一个医生，就是为了处理像我这样的问题学生吧。我讨厌那个医生，完全拒绝跟他说话。

“最终，我只得给父母打电话。父亲说，‘我有个朋友在波士顿……’于是，他把我带到了你父亲跟前。我非常肯定，我父亲是希望他能让我冷静下来，帮助我重建信心，并把我送回大学的。我之所以喜欢你父亲就是因为：他说，我想休学一年是完全有道理的，因为我压根儿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去那儿！他说我的选择并没有错，我根本不必害怕会由此引发什么可怕的后果。他说，我一旦有机会多积累一些生活经历，比如找一份有趣的工作、到国外或国内其他地方开阔一下眼界，或轻松愉快地‘四处转转’，别老觉得头顶悬着一把剑，等我真的准备好返回学校时就一定能知道。他还说，他完全可以预料，不管学校放出多少吓人的言论，他们多半也会非常乐意接受我的回归。

“事实就是，他一直都在给予我力量。严重警告和发号施令对我都毫无意义，他从未让我觉得自己只能无助地依赖他人，反而让我更充分地认识自己，以便长成一个强大的、有判断力的年轻女性。他给我讲述每件事时，自始至终都带着一种朋友般的亲切。而我终于下定决心时，他也非常努力地为我争取……

“与此同时，他也理解我有多爱我父亲，知道我并不想伤害他。这件事他处理得非常谨慎！我的意思是说，他能充分理解我经历的痛苦、做出的决定，以及这一切暴露在我父亲面前后或许会引起怎样的非难。他制订的最终方案，对我和我父亲来说都是最佳选择。我觉得自己真是非常幸运。自那以后，我跟父亲的关系甚至变得更加亲密了。”

最后，她告诉我：“我觉得终于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