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好后才回到学校。”

她继续学习法律，接着逐渐对青少年和儿童面临的问题产生兴趣。拥有了一段幸福的婚姻和几个属于自己的孩子后，她转而发展起一项新的事业，成为一名特殊教育[3]倡导者。她说，她在这份工作中获得了巨大的成就感。

“你父亲身上那种十分罕见的能力，让我印象最为深刻。这种能力让他超越了与我家人的友谊，坚定不移地支持我彻底认清自我，找到能带给我安全感和完整感的一切。一方面，作为我的精神病医生，他能与病人保持必要的专业距离；另一方面，他又是个值得信赖的朋友。一个人能同时扮演好这两种角色，真是非常难得。在工作中，我与孩子及其父母打交道时，一直都努力将你父亲的做法作为范本，牢记在心。直到今天，我都非常感谢他给予我的这份珍贵礼物。”

和这位女士通了一段时间信后，我对她的了解更加深了几分。感恩节时，她带着她母亲来到波士顿，邀请我跟她们共度佳节。她母亲已经85岁，却仍清楚地记得那个断言她丈夫再也无法行走的骨科医生，让我父亲多么生气；她也记得几年后，她陪丈夫和我父亲在他家附近钓鱼，我父亲拉起一条小狗鱼时的那股兴奋劲儿。这又让我想起那个钓具箱和那两根带卷轴的鱼竿，至今仍放在我的车库里……

我们应该明智地认识到：尽管记忆可能经常误导我们，但那些留存在那么多不同的人，以及父亲众多笔记和文件中的记忆，却是相辅相成、彼此促进的。不管怎样，父亲留下了如此多的资料——即便现在，我浏览完的包裹和文件盒也没到一半；而仔细研究过的文件，更是只有一小部分而已。我还有机会将剩下的那些东西看完吗？我怀疑，他要是还活着，说不定会建议我将它们留给年青一代中的某个人。也许可以给一位医学历史学家，或者一名现代神经科学领域的档案保管员。说不定，这个人正在研究该学科在我父亲那个时代的发展情况，没准儿能从他留下的那些资料中发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

我想，父亲极有可能对我说：这些旧物大部分记录的都是过去那个世纪中某人的生活，我不应该再抱着它们不放。

“现在，继续你自己的工作吧。相比了解另一个人的人生，你有更好的事情可做。”

这才像他可能对我说的话。或者，他也可能对某个病人说出这番话。这个病人或许正无比沮丧，却仍费尽心力，想要回忆起所爱之人早已逝去的点点滴滴。

每次走上阁楼看到存放在那儿的资料，我都依然有种强烈的冲动，想再打开一堆文件夹，看看里面或许会有什么。不久前，我翻出一张父亲在哈佛大学读大一时的成绩单。他英语和哲学分数很高，历史却只得了个C。但让我吃惊的是，他第一学期的心理学成绩竟然只有D；不过，第二学期，他就想方设法地将这门成绩提高到了A。这是张1924年春的成绩单。我不知道自己为何对这些无关紧要的细节如此感兴趣，或许是因为，我还没做好就此结束的准备吧。

[1] 对于记忆的这种重建行为，沙克特给出了以下描述：“人们都往往认为，记忆就如家庭相册里的快照，如果保存得当，就可以完全按被存储时的样子重新检索。但如今我们已经知晓，我们并不能像相机一般保存过往的经历。我们的记忆，是以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起效的——我们会提取出那些经历中的关键要素加以保存，然后对其进行再创造，或重建，而非简单复制。有时，我们会在重建过程中加入感情、信念，甚至在那之后得到的某些认知。换句话说，我们会用那段经历发生之后才获取的情感或认知，使其发生一定的偏差。”参见《记忆的七宗罪：大脑如何遗忘与回忆》（The Seven Sins of Memory: How the Mind Forgets and Remembers），丹尼尔·沙克特（纽约：霍顿米夫林哈考特出版社，2001年）和丹尼尔·沙克特与唐娜·罗丝·阿迪斯合著的《建构记忆的认知神经科学》（The Cognitive Neuroscience of Constructive Memory）一文，该文发表在《皇家学会哲学汇刊：生物科学刊》（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Biological Sciences）2007年5月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