么呢？又看上哪个小伙子了？”我执拗地沉默着，摆出一副她称作“中国式表情”的苦瓜脸。“呸，瞧你这副中国式表情，”她说，“我再也不问了，再也不问了，谁自找倒霉谁自己知道。”这种话我是不能忍受的：“谁自寻快乐谁自己也知道。”她说：“那好哇。”

“我是去跟一位与我有工作关系的女士会面。”我只得这样说。“你跟一个意大利女人有什么工作关系？”她怀疑地问。我不耐烦起来，“妈妈，”我说，“我去干什么都无所谓，主要是路上的时间太长了，天气又这么热，很累的，我要在那里待两三个星期呢，你要回来时怎么办？”“上帝，我可以坐飞机嘛，”她说，“我可以待两天然后坐飞机回来，让克劳斯去接我。”

母亲只坐过一次飞机，是飞到柏林去参加她的妹妹露茜的葬礼。可是她说起话来就像一天到晚飞来飞去而且有里程积分卡似的。克劳斯是她的一个远房侄孙，就住在附近，有时来照顾她。

“那好，”我说，“晚安啦，我现在很累，我要回旅馆去，明天早饭后再来。我出发之前总归是要再过来一下的。好了吧？”“好，”她说，“别忘了拿上柠檬卷，还有这条蓝围巾，它很软和，只不过我不戴这种东西了。”

我接过围巾走了。回到旅馆，大堂经理问我：“令堂收到礼物很高兴吧？”“高兴极了。”我说，将围巾塞进塑料袋深处，弄得它沾上了柠檬卷。围巾是我前一天买的，当他问我给母亲大人买了什么礼物时我还给他看过。她的八十岁生日是在报纸上登了公告的，镇长还给她写信道贺。“那个家伙呀，”她说，“是基民盟里的一个白痴。”她把贺信撕掉扔进了马桶，就像当年处理我写的第一首诗，在父亲去世后处理她的结婚戒指一样。

这一晚我睡得很不踏实，总是梦见和母亲一起旅行，梦见弗洛拉。

第二天一早，我开车到她那里去。她给我开了门，穿着一条我从未见过的亮闪闪的蓝裙子（“我再也不穿蓝色了！”），容光焕发，戴着一个金镯子，那是我的表姐玛格丽特送给她的七十寿礼。走廊里放着一个小小的旅行箱。“都收拾好啦，”她说，“真让我兴奋。”

我只能咽了口唾沫，先坐下来。

“妈妈，”我说，“我们得在汽车里坐好几个小时，然后……”“我知道，”她不耐烦地说，“我喜欢坐汽车。你爸爸唯一的一项本事就是开车。我们在星期天经常开车到龙岩去，品尝那里的鸡汤。在米兰能吃到不放大蒜的菜吗？我可是一点大蒜都不沾的。”

我只剩下发呆了。她总是对我发起突然袭击将我打败，而且，我很久没有见过她这样情绪高涨，这使得我实在狠不下心来拒绝她。我想，那就先在旅馆里住两天，在米兰的街市上随意逛逛，让自己静静心，染上一点意大利风情，之后再搬到弗洛拉那里去住几天，也许一个星期，或是两个星期。母亲总归是要坐飞机回家的——这事好安排。而在前去的途中，我想，也许我们能够谈一些在灵魂深处沉积已久的事情。汽车是一个完全封闭的空间，生了气也没办法一走了之或是砸门，说话时也用不着看着对方。在开车时我必须集中注意力，自然发不出火来。

“好吧，”我说，“那就走着瞧吧。出发。”

我提起她的旅行箱。她稀里哗啦地把百叶窗放了下来。“你带上护照了吗？”我问。她说：“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难道我真是个蠢老婆子吗？我当然带上护照了。”忽然她又轻快地哼唱起来：“你可知道那柠檬花盛开的地方？啊，我的情人，我要和你同往。”[2]

当我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母亲经常和我一起唱歌，她还会背许多诗，一有机会就吟诵起来。在我的记忆里，那是一段美好的时光。即使我从不曾坐在她的怀里，蜷在她的床上，让她牵着手走路。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我的母亲仿佛不允许自己流露出任何形式的柔情。我的父亲有两个情人，一个很年轻，是个冒冒失失的金发女郎，另一个是一位和气的售货员，跟他一般大。他定期去找她们，也经常在她们那里过夜。“我在瓦尔特家。”他会这样说，或者，“不用等我了，我在奥托家里过夜。”“好吧好吧，”母亲就会说，“告诉瓦尔特，少用点香水吧，你从他那儿回来以后身上的味道难闻极了。”要不然就是：“别忘了把奥托的真丝内衣送回去，我在你的柜子里看见的。”儿时的我听不懂话里的意思，只会笑。我的父亲有五个兄弟，都是非常好玩的人，所以我就幻想出一些稀奇古怪的故事来。奥托叔叔是一个会计，几兄弟里面只有他永远打着领结，穿着西装，所以被兄弟们叫作“大少爷”。瓦尔特叔叔嗜酒如命，被叫作“啤酒先生”，海尔曼叔叔是个装百叶窗的工人，于是就成了“裂缝先生”，弗里茨叔叔在剧院里管道具，因此被叫作“破烂儿先生”，最小的台奥叔叔是唯一的虔诚教徒，总是往教堂跑，一直在为慈善事业捐款，自然就成了“耶稣先生”。我父亲的外号是“搞笑先生”，因为他总是兴致勃勃——除了在家里。但是，如果他带着我，或者跟他的兄弟及其妻子们在一起——例如在圣诞节，在奶奶的生日，或是我的生日——那是真正的节日，大家喝那么多的酒，有那么多欢笑。我最喜欢“破烂儿叔叔”，因为他常常从剧院拿些小羽毛帽子、缀着珍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