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区的矿工。我忍不住笑了，我还从来没见过她这样，她也有些醺醺然。我试探地请求她：“讲讲以前的事吧。”她真的打开了话匣子，第一句话就那么出人意料，那么好笑，让我俩大笑了将近十分钟。她说：“战争结束之后，露茜到东边去了，给企业干活，干得还挺快活，成天精神十足。”

我觉得这话真可笑，笑得半天停不下来。可是我记起了露茜姨妈寄给我们的包裹，里面装的是腻死人的代用巧克力，而她想让我们回赠给她一些咖啡。“她为什么到东边去了呢？”我问。“因为她信仰社会主义，”母亲说，“我家里人当年都是左派，工人啦，社会主义者啦。不过你爸爸和他那帮兄弟都是纳粹分子，一群傻蛋，跟屁虫，满脑子幻想的家伙，一心想着穿上笔挺的官衣耀武扬威。”

她从来没有说得这样明白过。“我们家里以前从来不谈论政治啊。”我说。“没办法的事，”她回答，“否则得打成一锅粥。你爸爸那边除了两个姐姐，全家人都是纳粹分子。宝拉是因为太蠢才没当上纳粹，卡拉则是因为太聪明。而我家里却只有维利和别人不同。他也是因为蠢。”

维利舅舅还活着。他好像从不离家。如果他出门，他就一定要戴上帽子和眼镜，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他总是担心街上会有人把他认出来——也许他怕的就是那个犹太人，据家里人说，他在波兰把人家的一个手指头剁了下来，就为了得到一个钻戒。那个戒指今天还戴在玛丽娅舅妈的手上。

“你是因为这些才跟爸爸不和的吗？”我问。她说：“我在他身边就觉得喘不过气来。他一碰我我就觉得难受。”她喝光了剩余的卡尔瓦多酒，又补充道：“在战争中我很快乐。我们都很快乐。过着没有男人的日子。”

服务生过来了，除账单之外还提供了建议：还要咖啡吗，来一杯杏仁酒如何？在付账时妈妈输给了我，因为人家自然不会要德国钱，尽管她把一张百元大钞直伸到人家鼻子底下，嚷嚷着：“这难道是假钞吗！这是真正的德国钱哪！难道这里不是欧洲吗！”我付了账，服务生想安抚一下母亲，帮她拿着装真丝睡衣的袋子一直送到门口。不管“老妈妈”怎么样，意大利人似乎都很爱她们。

回到旅馆，我发现弗洛拉给我留了信息。我们已经通过几次电话，她自然已经知道，母亲跟我一起来到了米兰。不过我向她保证，母亲会乘周四晚六点左右的飞机离开。弗洛拉原本说的是周五过来，但是留言中却说：“我在周四下午三点过来。我想见见你的妈妈。弗。”

这个消息叫我很不舒服。我根本不希望她们见面。我想跟弗洛拉单独在一起。我不愿母亲过多地涉足我的生活，当然，我们不会把我们相爱的事情告诉她，可是尽管如此，让她们碰面也太亲密，太过分，太涉及隐私，太危险。我想起自己还在家住的时候，上完舞蹈课妈妈去接我时，总是对我的朋友很不客气。“干吗跟我的妮娜好？”她问那个我深深爱着的鲁迪格，“难道就没有更可爱的女孩子吗？”

我整夜都难以入睡，第二天又受了刺激，我们之间曾经有过的芥蒂又跑出来横亘在我们之间。时间慢吞吞地过去，十二点钟才过妈妈就开始催促：“我们是不是该去机场了？”跟所有上年纪的人一样，无论做什么她都要提前好几个小时。我跟她说，我们得去机场接我那个从美国来的同事，跟她一起喝杯咖啡，然后弗洛拉和我会送她上飞机。她放下心来，问：“她会说德语吗？”“会，”我说，“她的家乡在南蒂罗尔的布鲁奈克，那儿的人都会两种语言。”

我一眼就看见弗洛拉。她在人群中如鹤立鸡群，灿烂夺目。母亲坐在我身旁，矮小而雀跃，说道：“就是她吧。”“你怎么知道的？”我问，“你根本不认识她。”“我看得出来，”母亲说，“她放射着光芒。她为你放射着光芒。”

我太激动也太紧张了，没顾得上细想她这句评语。很久之后我才又想起这句话，这才明白，母亲一眼就看出了我和弗洛拉之间是怎么回事。她理解了我们，并且为此而欣慰。

我和弗洛拉默默地用力拥抱了一下，用一个眼神让对方放心，我们之间一如既往。弗洛拉亲吻我那矮小而硬朗的母亲，亲吻她的双颊。

“以前我妈妈也是这么矮的。”她说。“以前？”母亲问。“是的，”弗洛拉说，“她已经去世了。”母亲说：“我的日子也不多了。”

弗洛拉笑了起来：“您可一点也不像。”她说着，挽起母亲和我的胳膊，走进了机场餐厅。

我们一起坐了将近两个小时。弗洛拉讲了讲纽约的情况，母亲滔滔不绝地讲着我们在米兰的见闻，而我很沉默。我看着弗洛拉，想：她多么漂亮啊！她真的爱我吗？是的，她是爱我的。我从她的眼神看得出来。当她在桌子下面飞快地按一下我的手或腿时，我就能感觉出来。从我们分别的第一晚我就明白。

可是现在我如坐针毡，弗洛拉很放松，母亲则异常的兴奋。当我们终于把她送到登机口时，她轻轻地拍拍我们两个，活泼地说：“好好享受生活，你们两个！”弗洛拉后来跟我说：“她一点也不笨。她一下子就看出来是怎么回事了。”我笑了起来，说：“怎么可能呢，她们这一代人多古板，做梦也想不到有这种事。”

母亲穿过安检口消失了，我们两个迅速亲吻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