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更好，他们赞成社会主义，但是反对菲德尔。他们讲述了海纳·穆勒[23]的故事，他常和史塔西[24]的人一块儿喝酒，企图说服他们相信真正的社会主义，可这些人不为所动。接下来的狂欢节中，文策尔和胡博蒂在玫瑰星期一的另类庆祝活动中，戴着切·格瓦拉那种镶嵌着红星的帽子，装扮成“快乐的古巴人”引吭高歌，赢得了不少喝彩：我们把资本主义喝趴下，我们为世界革命手挽手随着音乐左右摇摆，协会中的社会主义最美好，只是不要因辩证法而忙忙叨叨，共产主义有自己的节奏，它开始左右摇摆，人人都得跟着晃悠，我们必胜，万岁！

但在鲍里斯退役的这个晚上，大家先是和那些仍旧是德国共产党党员的人——比如继续交党费的罗拉——展开了激烈讨论。罗拉订阅过《我们的时代》[25]，相信未来一定是红色的，如果油漆工约翰在喝了第八杯啤酒后确实让她吻和拥抱自己的话。罗拉处处捍卫菲德尔。不久前她父亲去世了——我们大家突然都变成了孤儿，这位老前辈作为国际纵队的战士还参加过反对弗朗哥的战斗。一年来她一直努力，想让人在他位于多特蒙德的墓碑上刻上锤子与镰刀，但墓地管理部门坚决反对。

“就这还号称是工人城市呢，”罗拉骂起多特蒙德来，“去科隆的梅拉特公墓看看，所有狂欢节的抢手货在那里的墓碑上应有尽有。”

胡博蒂认为，共产主义的标志是不能跟莱茵地区狂欢节的象征物相提并论的。尤普答应罗拉，现在亲自把锤子与镰刀刻到她父亲的墓碑上去，根本没有人会发现的。这种事就不该去问有关部门，他说，作为公民得大胆地自己决定。文策尔的父亲去世几个月之后的一个月夜，我们四个人翻墙进入墓地，把死了的狗埋进了老爷子的脚边，狗在他们俩活着时也总是睡在他的脚边。在鲁迪·库默尔死后，就是那个多年来一直为我们提供麦角酸二乙酰胺（LSD）[26]——戏称为能产生诗意的文学快速服务的鲁迪，我们也曾在月夜去墓地，在他的墓碑上刻上了他想要的话：“可悲，我们善良的鲁迪死了。谁还能在云端高擎着火红的旗帜，每天使对手的打算落空？”这种话也是任何德国墓地管理部门都不会批准使用的。

鲁迪是我们当中最早去世的，他患了很长时间的肺癌。去世一周前他的儿子出生了，他按照圣经里的人物给他起了个名字叫该隐（Kain），这样儿子就有了个漂亮名字叫“无忧”[27]。鲁迪与杨尼还有一个非婚生的儿子，叫Drusius Ingomar，即使这孩子将来一事无成，他还可以把自己的名字缩写成Dr.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