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绲边胸饰的衬衫，哼唧着“七天多了，我能做的事就是苟延残喘”，而我想到的就是我们曾经的恐惧、梦想还有希望，我往卡尔那儿靠得更紧了些。卡尔，这个从我十八岁就把我了解得透透的人，这个连我母亲也认识的人，这个知道什么叫伤口的人，他明白这个伤口的另外一个称呼叫母亲，而且这个伤口永远无法愈合，直到现在还在我的内心中淌血。啊，卡尔。

这时候大师本人登台了。甲壳虫乐队的吉他手乔治·哈里森介绍他道：“有人叫他鲍比，有人叫他齐米，我称他幸运，鲍勃·迪伦先生。”

鲍勃比前面上来的那几位显得矮小而且纤细，一头短短的卷发，身着一件短夹克。围绕着他嘴边的是一道道深刻且明晰的皱纹，他闭上眼睛，弹着吉他唱了起来。唱？他用浓重的鼻音，嘶哑、拖沓地唱着，声音就像踯躅街头的老醉汉，像条受伤了、作狺狺声的街头流浪犬。在其他人疾风暴雨般的吉他演奏后，他的一反常规的沉稳演奏倒是更令人震惊。鲍勃站在台上，没有搔首弄姿，没有吉他的固定低音，没有闪闪发光的服装，可他总是能把我们所有人带入诗意的世界，他悄悄低声吟唱：“一切都好，妈妈。我只不过是在淌血。”好啦，妈妈，别操心，我正在死去，我的心正在破碎，至于其他的，一切正常，妈妈。

你失去了你自己，你再现了，

你突然发现，你无所畏惧。

你失去了自己，你又找回了自己，现在你突然感觉到：你不必再恐惧什么了，有人来到了你身边，他找到了你。

卡尔还有我的泪水夺眶而出，然后我们对视着。终于我们接吻了，终于，经过了二十年的弯路，我们吻得饥渴、惊奇、幸福，我们俩漫长的人生之路终于在这一点上交会了，命运始终带着我们向这个点迈进。我想要的是什么？是这个，就是这个。

当门铃再次疯狂响起时，我们没有开门，卡尔，鲍勃·迪伦和我。

香肠与爱情

当时哈里刚从电影学院毕业，成绩出众，不久就有机会拍他自己的第一部片子。赞助费得到了批准，拍摄班子归他调遣，电视台答应支持该片的制作并最终予以播出。那是70年代中，我们大家都在念戏剧专业，而哈里同时还上了电影学院。

哈里喜形于色。他坐在我们的厨房里不断琢磨着这部片子，他想出了别出心裁的爱情故事、含义深刻的戏剧性场面、具有双重意义的喜剧，最后决定拍一部耐看的侦探片。

“这才是他们想看的。”他说，“他们总是需要侦探片，我必须一炮打响，先得创下票房纪录，自己的理想以后总有机会去实现。”

哈里是个现实主义者，要不然他现在也不会坐在圣莫尼卡，也不可能认识达斯汀·霍夫曼[49]。哈里一向目标明确：他要当著名导演。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就用一部老超8摄像机在他爸爸的一个香肠店里拍摄过《店中一日》：泡在店里喝啤酒的流浪汉，傍晚下班后急急忙忙往嘴里塞红白相间的咖喱香肠和薯条的办公室白领，忙里偷闲来解解馋的家庭妇女。哈里用老超8摄像机把他们都拍了下来，还配上了解说和音乐。这就是生活，这就是他的生活。

一部侦探片，但不能缺少爱情。一部反映师生生活的侦探片，这种氛围与他自己距离不大，他了解。男学生爱上了女老师，不，还是男老师爱上了女学生更妙。他引诱了她，她的男朋友妒忌，谋杀，真相大白，眼泪，爱与死，太棒了！

他开始写分镜头剧本，但这不是他的强项。哈里善于运用画面，在我们的厨房里他也完全称得上是个能言善辩的男人，但分镜头剧本可不是那么容易写的，所以朋友们都得帮忙。我们和他一起编故事、推敲对话、提建议，他修改，我们喝阿尔及利亚优质红酒，吃夹西红柿奶酪的黏糊糊的吐司。分镜头剧本越写越长，最后定了稿，电视台编辑大喜过望。一位有经验的男演员饰演老师，一位既年轻又漂亮的女演员出演学生。有一天整个项目真的准备就绪了，开拍在即。

哈里极为幸福和激动，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但等一等，似乎还有什么事让他放心不下。

“我也说不好，”他说，“但确实有件事还没有搞定，那就是电影还缺个理想的开头。我总不能让她就那么坐在教室里热烈崇拜他吧。多丽丝，一位热恋中的十七岁姑娘会做什么？”他问我。

亏他问得出来！我总是惊讶，男人和女人之间竟然还能建立起爱情关系，尽管他们彼此是那么不了解对方。我十七岁时曾爱得痛不欲生。他是个小提琴手，面色苍白，头发金黄。我热情奔放，他则沉静如水。正因为如此我才爱他，他的一切都与我截然不同。年轻的时候，人们总是爱上与自己不同的人。年长以后人们才寻找与自己类似的人，寻找安静、理解、和谐和一致。但十七岁时一切都必须是新奇的、另类的、罕见的。我的钢琴弹得一塌糊涂，他的小提琴拉得出神入化。我年轻而毫无经验，他三十出头，在乐队里有个固定的女朋友，还和一位戴顶大帽子的西班牙语女教师有艳遇。但他和我一起远足散步，他握着我的手管我叫公主。他带我到他的住处，用他的小提琴给我演奏柴可夫斯基和勃拉姆斯，我的心在颤抖，恨不得立刻嫁给他。当然这是根本不可能的，我还有两年才中学毕业。我们甚至没有在一起睡过觉，当时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