冻了个半死。尽管如此，在牛仔裤和毛衣下不穿内衣确实有一种轻佻、冲动的感觉。

她梦见约翰·肯尼迪，他当时是备受赞赏的美国总统，作为男人她很喜欢他。虽然那年获得诺贝尔奖的是约翰·施泰因贝克，她偷偷地读安妮·戈龙的安格丽卡小说，那里面满是情欲的呻吟。

她终于遇到了他。

那天她送完邮件正骑着车回邮局，他在自行车道上走。她按了铃，他转过身，打了个道歉的手势躲向一边。他高高的个子，金黄色头发，眼睛的颜色浅得令人难以置信。他咧嘴笑着瞧她的样子很不寻常。“对不起！”他喊道，她再次向他转过身并做出一脸坏笑。“留神些，漂亮男人！”她喊道。

她在邮局停放好沉重的自行车，拿着空兜走进了屋，胡戈正在用勺子吃着他的草莓凝乳。她结了账，把挂号信存根整理好放入一个文件夹，为第二天做了一些分类性准备工作。她准备把《时代周报》和《明星》杂志拿回家，乌姆巴赫街的退休女教师明天拿到这些报刊就行了。然后她对胡戈和瓦尔特说：“再见，你们这两个蠢货。”胡戈说：“我们爱你！”瓦尔特则说：“总有一天我得揍你，或者跟你在公用厕所干一场。”她想，别，可别是你，接着走了出去。刚过11点，要是抓紧的话，她还能赶到大学去听12点关于福楼拜的讲座。福楼拜对艾玛·包法利浪漫的多愁善感的愚蠢性所做的几近残酷的客观描述对她是剂良药。

他站在门外，靠在墙上，一边坏笑一边抽着烟。弗兰卡想：就是他了。

她径直向他走去，拿过叼在他唇间的烟卷，深深地吸了一口，然后又把它插回了原处。

“邮局的克里斯特尔[62]？”他问道，“我怎么不认识你呢，我一直以为自己认识所有漂亮的女人呢。”

“也许你不在我负责的区。”弗兰卡说，这时她的心快跳到嗓子眼儿了，以至于她怕他看出来。

“军用机场，”他说，“我是那些奇异而有魅力的飞行员中的一员。”

后来她得知，他不过是个普普通通的中士。但他喜欢说自己是个飞行员，以便在女人那里显得更有吸引力。他是来自乌尔姆的钳工，志愿兵，三十五岁，他在军用机场差不多还要待上一年。

“军用机场，”她说，“啊哈，他们不让女孩子去那儿。跟你们这些年轻小伙子在一起太危险。”

“我是海因里希。”他边说边向她伸出了手。“弗兰卡。”她说。他问道：“你真是邮递员吗？”

“不，”她说，“我是大学生。”他笑了。

“噢，惹人喜爱的女大学生们，”他说，“总是那么聪颖，对实际生活却一无所知。”

“实际生活是什么？”弗兰卡问道，“如果你了解实际生活，那就展示给我。”

海因里希笑了，踩灭了烟卷，挎起她的胳膊，就好像他们是一对彼此熟悉的老夫妻。

“你周末做什么？”他问。弗兰卡答道：“我跟你在一起，你给我讲解什么是实际生活。”

他停下脚步，坏笑了起来。“你们女大学生一般不是总扭扭捏捏的吗？”他说，“看来今天我运气不错。那好，我星期六开车去兰茨贝格，那儿的一位朋友结婚，盛大庆典。你愿意一起去吗？”

那还用问。她恨不得马上就出发，就现在。她不愿松开他那温暖、结实、充满阳刚之气的胳膊。可他们走到了她住的地方。

“我住这儿，”她说，“你得按泽胡贝尔家的门铃。”

“我会按喇叭的。”他说，“像这样。”

他模仿着喇叭的声音，神经质的意大利人开着他们那微型菲亚特就是这么按着喇叭在街上疾驰而过的。然后他弯下身吻了弗兰卡，这可不是毛头小伙子的吻，而是一个成熟男人的吻，他知道他想要什么。这个吻是坚决的，具有挑逗性，虽短暂，但目的那么明确。弗兰卡的膝盖都酥了。

“还是今天这个时间？”他问道。她点了点头：跟今天一样。为什么不是今天？现在，她多年梦寐以求的事情终于近在咫尺了，她怎么能等到星期六？

他走了，她甚至没有勇气目送他。她坐到了门厅的台阶上，一直等到呼吸平静下来，她才上楼走进自己租的带家具的房间。

星期五到星期六的那个夜里她失眠了。她洗了盆浴（每周她可以用一次泽胡贝尔太太的浴盆），全身抹了护肤乳，剪了指甲，做了头发。她企图在一夜之间变漂亮。早晨她着急忙慌地送完了邮件，跑回家穿上最窄的三角裤、最紧的牛仔裤、最漂亮的T恤。金色的十月，艳阳高照，她把三角裤又脱了，只穿了牛仔裤和T恤，光脚穿了双体操鞋。她坐在窗边等着。

他来了，开的是一辆银灰色的大众车，他按了喇叭。她动弹不了了，就是动不了。最后她终于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走到洗手池那里的镜子前，看到自己那张姑娘的面庞：如此潮红，如此渴望。

她又回到窗前，他靠在车身上正在点一支烟。她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就是他了。

她奔下楼梯，拎着小小的旅行袋尽量从容地向他走去。“哈罗。”她打了个招呼。

他们两人互相审视地打量着对方。事情进展得毕竟有些快，他们在评判对方。他们评判的结果是满意，彼此都满意。她又拿过他的烟吸了一口，他把她的旅行袋扔到后座上，他们上了车开走了。

“海因里希，”她说，“我有个秘密，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