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乳白的小脑袋、柔软纤细的绒毛和咧开嘴没有牙齿的微笑。

今天，有一队三年级的学生到我们的识字中心参观学习。在志愿者的帮助下，我们给学生朗读诗歌，然后让他们自己写诗，并且在小组间分享互评，这是比较具有挑战性的。到中心来的学生大部分来自社会底层，居住在美国黑人或拉丁美洲人的社区里，在家里讲英语以外的其他语种，西班牙语、波兰语或中文。

这些学生中，很多父母同时工作，如果他们拥有双亲的话；很多孩子是单亲；很多孩子挎着钥匙，独自度过下午和晚上的时间。他们不被重视，因为有更紧迫的事情需要关注，准确地说是食物和安身之地。整个上午，我们不只教他们识字，还培养他们对十四行诗和俳句的兴趣。他们刚刚走进中心大门的时候，疑虑重重（他们轻声抱怨着领到手的任务），几个小时之后，经过他们自己的努力和我的同事们一心一意的帮助，他们带着十足的信心离开。

他们一走，女孩和婴儿重新出现在我的脑海里。

午饭的时候，大雨平静地变成蒙蒙细雨。我穿上雨衣，直奔图书馆去取我借的书，路上我狂吃了几根营养麦棒，代替午餐。我真心地喜欢图书馆，喜欢它洒满阳光的中庭（虽然今天没有），喜欢它奇形怪状的花岗岩滴水嘴，还有数百万的书籍。我喜欢图书馆里的静谧，引领我走近知识，走近法语，走近中世纪历史，走近水利工程和神话传说。阅读书籍是最基本的学习形式，它是通向现代技术的捷径。

一个流浪的女人靠在红砖墙上乞讨，我停下来在她的手里放下几美元。她向我表示感谢，但是嘟嘟囔囔的说什么我听不懂。她冲我笑笑，我看见她的牙齿所剩无几，剩下的都已经变黑，我猜是服用中枢神经兴奋剂造成的。她戴着一顶薄薄的黑色帽子，也许由此获得了些许温暖。

我查到我的书在七层的预留书架上，为了避开保安、小学生参观团、闲逛的流浪汉和女人们在图书馆里过分吵闹的聊天声，我选择坐扶梯。图书馆里温暖宁静，对所有人敞开胸怀。我拐进文学书走廊，想找几本最新的《纽约时报》畅销书。

就在那里，我看见了她们，女孩和她的孩子。她盘腿坐在地板上，婴儿横在她的腿上，她抬高一只膝盖托着孩子的头。皮箱在她的旁边。女孩一副如释重负的样子。她从军绿色的外衣兜里掏出一个小瓶，塞进乖巧的婴儿嘴里，然后从最下面的书架上拿出一本书。我蹭到最近的架子旁，抽出一本科幻惊悚小说，随手翻到第47页。我听见她温柔地读起《清秀佳人》，我看见她的手抚摸着婴儿的脚心。

婴儿安稳恬静。我隔着铁架子偷偷地观察：她不停地吸吮，直至瓶底只剩下残余的气泡，但是她的眼睛已经睁不开了，慢慢地、慢慢地合在一起，她的身体下沉，随之进入梦乡，除了偶尔无意识地扭动一两下以外，相当平静。她的妈妈还在念，还在用拇指和食指爱抚着她的小脚，而我在窥视一个母亲和她的孩子间最私密的交流。

突然一个图书管理员走过来问：“需要我帮忙吗？”我攥着那本科幻惊悚小说跳起来，心生内疚，有些狼狈。我的外衣还在滴水。管理员微笑着，温和且友善。

“不用。”我立即轻声回答，生怕吵醒婴儿。我压低嗓音说：“我已经找到了。”然后，迅速地找到扶梯下楼，去登记新找到的这本书。

回家的路上，我在音像店租了一个我和佐伊看的女性电影，买了一盒无脂的微波炉爆米花。克里斯经常出差。这位“这一分钟在这儿，下一分钟在那儿”的父亲给年幼的佐伊造成了负面影响。他旅行的时候，我们会做一些爸爸在家时不能做的乐事：通宵看电影、和朋友在外过夜、编故事，故事里克里斯是时空旅行家（更有趣），而不是投资银行的旅行家（无聊）。

我坐电梯到了我们这一栋老楼的五层。进家以后，我发现屋里一片漆黑，静得吓人。通常，迎接我的是佐伊震耳欲聋的音乐声。但是，今晚出奇地安静。我打开客厅的灯，呼唤佐伊。接着我去敲她卧室的门。门缝里渗出灯光，可是没有回应。我推门进去。

佐伊还穿着格子校服，最近很少见她这样。四肢伸开，躺在硬木地板的乳白色长绒地毯上。她总是一进门就扒掉校服，换上一件有图案的、带亮片的或者有钻钉的衣服。我看到她睡着了，松了一口气。我望着她，她搂着黄色笔记本这样松懈地躺在地上，仿佛突然间不堪重负倒下的样子。她裹着毛毯，枕着一个写着“拥抱和亲吻”的抱枕。加热器的温度设置在26摄氏度，那是佐伊多次抱怨卧室太冷之后，克里斯买回来的。这屋子像个烤箱，躺在两脚开外的佐伊正在被蒸熟。她双颊通红；毯子没着真是个奇迹。我关掉加热器，屋子还要几个小时才能凉下来。

抓住这个机会，我开始巡视她的房间，如果她没睡着肯定会大喊大叫的。整座公寓里到处是裸露的砖墙，克里斯分析这是佐伊的房间特别冷的原因；带天蓬的床上铺着拼布床单，没有整理过；校园偶像的明星照和热带天堂专辑的海报贴了满墙；她的双肩背书包在地上，东西满得溢出来，上学前我塞到她手里的课后零食原封不动地待在那儿；同学间传递信息的纸团散落在地上；两只猫趴在她旁边，分享这过度的热量。

我用手指理顺她的长发，轻声地唤她，一声、两声。她腾地一下坐起来，眼睛睁得老大，犹如做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