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要的电话，一个不能错过的电话，所以我示意卡西迪帮我接听电话，然后我听见她唱歌似的说道：“嗨，海蒂。”

我沮丧至极，像一只活动结束后的热气球。该死！我对卡西迪竖起食指——等一会儿——但是亚伦·斯温德勒没完没了地唠叨那些可恶的闲事，我只能竖起耳朵听卡西迪和我老婆之间拖拖拉拉的对话，飞旧金山的航班、在昂贵的牛排餐厅吃的晚饭，还有恼人的天气。

准确地说，海蒂和卡西迪见过三次。我知道是因为每次她们见过之后，所有到场的人都对我置之不理，好像是我把她招进了我的团队，应该对她的美貌负有责任似的。她们第一次见面是去年夏天公司在植物园郊游的时候。我从来没有在海蒂面前提起过卡西迪。那时，她才和我们一起工作了六周，那样做既没必要，也不够明智。当卡西迪穿着长长的抹胸连衣裙气定神闲地向我们走来。在32摄氏度高温的天气里，我们躲在枫树的树荫下汗流浃背，无精打采。我看见海蒂穿着牛仔裙和衬衫正挥汗如雨地问路。我看见自信在一点点熔化。

“她是谁？” 当完成“很高兴见到你们”的问候，看着卡西迪离开去搅和另一对幸福的夫妇之后，海蒂收起虚伪的微笑，问道，“秘书？”

我不知道海蒂这话是什么意思，如果卡西迪·克努森是我的秘书是更好还是更糟？

后来回到家，我看见海蒂用小镊子拔掉了几根并不显眼的白发。没过多久，梳妆台上摆满了抗皱和防衰老的美容产品。

我把电话塞给亨利的时候不忘特意说了一句：“给你，亨利。”语气坚定，以便家里的海蒂知道我不是和卡西迪单独相处，然后，我拿着自己的电话快步走到走廊。海蒂是个美丽的女人，千万不要误解我，她是极好的。没有人会猜到卡西迪和我的妻子相差了足足十岁。

然而，海蒂知道。

“嘿。”我说。

“怎么回事？”她问。我想象着她在家里的样子：在床上，穿着睡衣，红色法兰绒那件，或者是佐伊在她生日时送的带圆点的那件；卧室的电视被调到新闻频道，笔记本电脑支在腿上；头发松松垮垮地盘在头上——不挡眼睛——她上网搜集达拉维贫民区或者世界各地贫困地区的资料。谁知道。也许，我不在家的时候，她会看点情啊爱啊之类的东西。我驱赶着这种念头。这不是海蒂，海蒂是有品位的人。也许，她在查素肉汤的做法，或者是找猫食？猫砂？

“什么？”我一时无以应对，好像我走神了。走廊里贴着全世界最烂的壁纸，红色的几何图形让我头疼。

“卡西迪接了你的电话。”

“哦，”我说，“是。”我告诉她我在和亚伦·斯温德勒通电话，然后迅速地转换话题，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