馆回单位的路上顺手塞进去的。她来是为了还我的借书卡。

“谢谢！”我说。我从她手里接过卡片，顿时生出一种强烈地想要摸摸婴儿的欲望。轻轻捅捅她柔软的脸蛋，或者拨弄几下她如雪的软发。“和我一起吃晚饭吧。”我说。借书卡在我的两手间翻来倒去，最后被插进填棉的手包里。

她没有回答，仍然站在桌子旁边。她的眼睛——怀疑、疲倦——向下看，躲开我，说道：“对你来说，我吃与不吃有什么不同吗？”她的手很脏。

“我就是想帮你。”

孩子对嵌入屋顶的灯失去兴趣，开始挣扎。女孩把箱子放在两脚之间，腾出手来安抚。通常婴儿毫无征兆地躁动就是饿了。

“不是世界给了你什么，而是你给了它什么。”她近乎耳语似的嘟囔着，我默默地凝视着她，“《清秀佳人》。”

《清秀佳人》，她在背诵《清秀佳人》。哦，我想起来了，那天，她带着婴儿在图书馆朗读L﹒M﹒蒙哥马利的名著。这让我好奇地猜测她还看过什么其他的经典童书： 《柳林风声》？《秘密花园》？

“你叫什么名字？”我问。她没有马上告诉我。“我叫海蒂。”我先说，这样似乎才对。我提醒自己，我是成年人。“海蒂·伍德。我有一个女儿叫佐伊，十二岁。”

提起佐伊是明智的。过了一会儿，她坐下，调整好怀里的婴儿。她们尴尬地缩在这个角落的桌子旁。女孩从口袋里掏出一个配方奶瓶，灌满桌子上的冰水，放进婴儿的嘴里。水太冷，又没有配方奶和母乳的营养，婴儿稍微抗拒了一下，终于接受了。这不是婴儿第一次以水充饥了，随便什么都可以填补她空虚的小胃。

“杨柳。”

“这是你的名字？”我问，她迟疑了一下，点点头。

我和克里斯给佐伊起了一个我们喜欢的名字。备选的名字——朱丽叶、索菲亚、亚历克西斯——都会被适时地用上，我们相信。男孩，我们想叫他佐克，和佐伊相配，当然，克里斯也把自己的“克”字藏在了里面。我们谈论过很多次，怎么把这套老公寓换成一套单独的房子，比现在的位置更靠北，或者往东搬到罗斯科村，虽然上班和上学稍微远一点儿，但抵押贷款可以轻松一些。我们挑选佐伊的婴儿床时，我发现自己选的是白色的双层床；我预见家里会放着成堆用过的时髦的床上用品，儿童房里摆着成排的书架，地板上铺散着数不胜数的玩具。我设想用家庭教育取代佐伊上的这种私立学校，这是相当实际的选择，算上我们想象中的孩子，每年总共能省下四万美金的学费。

“子宫切除”，医生用了这个词。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我躺在床上翻来翻去地琢磨这个词的意思。在医生和克里斯看来，这只是一个词，一个医疗程序，但对我而言就是杀戮，简单而且直接。这毁灭了朱丽叶、佐克、索菲亚和亚历克西斯，终结了我用过的时髦的床上用品和家庭学校的幻想。

当然，那时朱丽叶已经走了。一台简单的刮宫手术，简单吗？它是一切而不是简单。“没办法知道她是不是女孩”，医生这样说的，这也是克里斯一遍又一遍复述的话，但是我知道，我确信是朱丽叶，她像医学废物一样从我的子宫经阴道排出体外。

我发现自己还在购买精品屋里的婴儿服装——淡紫色的宽松连裤外衣、纯天然的动物图案的爬装——存在一个我故意将标签写成“海蒂的书”的箱子里，藏在我卧室的柜里，我有十足的把握克里斯永远不会去探究枯燥的识字统计资料和大学ESL课本。

“多美的名字，”我说，“你的孩子叫什么？”

“露比。”女孩迟疑地说。

“好听，”我说，“多大了？”

她停顿了一会儿，仿佛并不确定，然后说：“四个月。”

“可以点菜了吗？”红头发的服务生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冒出来，问我们。女孩杨柳看着我，等我回答。她面前的菜单没动过。

“再等一会儿。”我说，然后给杨柳点了一杯热巧克力，她在桌子的另一边打着寒战。我把两只手捂在自己的杯子上，虽然咖啡已经凉下来，还是能感觉到一些余热，服务员过来第三次帮我加满。

“鲜奶油？”服务员问。杨柳看着我征求意见。有趣，我想，她怎么在提到鲜奶油的瞬间一下子就变成小孩儿了。她让我产生错觉，就像著名的鲁宾花瓶一样：无论观察者以什么方式，总能看到两个场景中的一个，两个脸对脸的头像，或者夹在两个侧面像之间的花瓶。它们在眼前交替出现：头像、花瓶，头像、花瓶，坚强的、独立的年轻女人和一个婴儿；喜欢热巧克力和鲜奶油的无助女孩。

“当然。”我大声地说，有点儿喜不自禁。过了一会儿，服务员端来一个白色的马克杯，垫着托盘，顶着雪白的奶沫，高高的奶沫上点缀着巧克力刨花，真是一杯诱人的热饮。杨柳拿起勺子，用勺尖蘸了一点儿奶油，舔干净，细细品味，仿佛很多年没有尝过热巧克力的味道了。

怎么能够想象得出她这样的一个人流落街头？孤苦伶仃，无依无靠。我知道现在不适合提问，问题会把她赶走。所以，我只是凝视着她。她尝过奶油之后一发不可收拾，舀起满满一勺塞进嘴里，溶化的奶油从嘴角溢出来，婴儿贪婪地盯着她，不再沉迷在冰冷的凉水里，而是痴痴地望着从妈妈嘴里渗出来的白色奶沫。

她端起杯子，大口地喝，嘶嘶地吸着被烫疼的舌头。我用自己的勺子从冰槽里舀起一块冰放进她的热巧克力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