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连这些都没有了。

6杜鲁门·卡波特(Truman Capote) 小说《蒂凡尼的早餐》的主人公。

克里斯

海蒂的性格追求完美，同时却是一个回收狂，喜欢回收金属罐、玻璃瓶、报纸、电池、用过的铝箔。她会把衣架还回洗衣店；看见我提着一个塑料袋回家，她会把我臭骂一顿，因为我忘了从家里拿一个可以重复使用的购物袋。即使在我的梦里，她的话也不绝于耳，像敲击金属一样的声音挥之不去：那是可回收的。在她停下来的间隙里，我把一个信封和碎纸片塞进了混合垃圾桶。我们喝瓶装的牛奶，可回收，但是不可救药地贵。

在我们家，擅自进入的蜘蛛不但不能被杀死，还要被安置在阳台上。如果天气恶劣，就送到地下储物室，让它们在那里的纸盒子和闲置的自行车上繁衍生息。用鞋子拍死它们或者用马桶冲走它们简直是灭绝人性。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家有两只猫。小猫崽是她在楼后面的垃圾车下面发现的，它们的妈妈成了野狗的美餐，肢体不全地躺在血泊之中。海蒂把它们带回来的时候，它们只有一两磅重，身上沾着粪便和垃圾，骨头在稀疏的软毛下清晰可见。她宣布：“留下它们了。”在我们的婚姻生活中，大部分情况是这样，她不问，只是告诉我留下它们了。

我给它们起名“一”和“二”，因为海蒂建议的奥德特和萨宾（对，两个女孩；我的确是这个女王家族中唯一的男“汤姆”）听起来太傻了。野猫不配有人的名字，我告诉她。尤其不能是高贵的法国名。“一”是一只三色猫，“二”是一只长毛黑猫，霓虹灯似的眼睛，透着邪恶，这小东西恨我。

周日早上，我从床上爬起来，她就站在客厅的中间，向我传递着她最可怜的“小猫孤儿”的眼神，我一点儿也不意外。她刚打完电话，还是没完没了地讲富勒顿车站的那个穷女孩。快十点钟了，但是窗外一片漆黑，让人怀疑是不是刚到五点钟，或者六点。我筋疲力尽地从旧金山回来，设想这一天的生活应该是坐在皮靠椅里看循环播放的职业篮球赛。但是，海蒂在这儿，很明显，天刚一亮她就起床了，而且显然是食用了过量的咖啡因。她穿着睡袍和拖鞋，一只手攥着电话。我早知道这个故事远比她说出来的更有内容。这不只是一个她看到的流浪女孩。芝加哥肯定有十万无家可归的人。海蒂注意到他们，别误会，她注意到他们每一个人，但是，她不会为了他们失眠。

“这就是为什么上帝建造了庇护所。”我说。外面又在下雨。电视上铺天盖地的全是记者从被水淹的马路和高速路上发回来的消息。他们说，危险，不能通行。就连主干道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的部分路段也关闭了。看起来我们进入了紧急状态。新闻摄像头聚焦在一个黄色的忠告路牌上：调头，禁止前行。一名记者穿着金黄色的雨衣站在卢普站（好像看电视上的雨比听抽打窗户和屋檐的雨更有切身感受）的瓢泼大雨中提醒人们即使只有几厘米深的急流也可能冲走汽车。“今天上午，如果不是必须出行，”记者露出一个关切的表情，好像真的在意我们的安全，“请待在家里。”

“她不去庇护所。”海蒂接了一句，心知肚明的样子。这下我明白了。她不只是看见了那个女孩，还有过交流。

到目前为止，我从她主动说的和无意间流露出的内容中得知，她在富勒顿车站遇见一个无家可归的女孩，带着一个婴儿乞讨。我从床上起来，走进客厅，结果发现她正挂断电话，我问她和谁聊天，她说：“没人。”

可是，我能判断出来。我清楚是有人的，是海蒂在意的人。但是她不想让我知道。我想，这是一个老出差的男人经常遇到的事。他们的老婆和别人谈心，她们早上起来的第一件事是在丈夫不得不补觉的时候继续和情人私密地对话。我暗中观察我的老婆忽然愧疚和狂乱的眼神，这不是我熟悉的单纯的海蒂会有的。我问：“是男人？”

昨晚，她在床上推开我以后，我一直在琢磨。他来了？在我之前？我十一点儿之后才到家，佐伊“擅离职守”，海蒂在床上。我记得佐伊小的时候，海蒂和她会用贴纸、图画、照片或者她们能找到的各种小饰品做一个欢迎我回家的横幅。可是，现在，有五六年了，什么也没有。只有猫在门前等我，它们烦躁的叫声不是热情的欢迎而是最后通牒：“给我吃的，否则……”不锈钢小碗空着，海蒂是从来不会忘记装满食物的。

“海蒂，”我又叫了一声，完全没了耐心，“是男人吗？”

“不是，不是。”她毫不犹豫地马上回答。她笑了，有些紧张，我分不清楚是她在撒谎，还是我的问题揭开了她肮脏的小秘密。偷情还是……

“那是谁？”我一定要知道。“你在和谁通电话？”我再问。

她出奇地安静，挣扎着是否告诉我。我的怒火一触即发，然后她极不情愿地给我讲了一个女孩，带着婴儿的女孩。

“你刚才和她通话？”我问。我的心跳平缓了，血压降下来。

“她打过来的。”海蒂说。她的面色红润，要么是咖啡因过量，要么是局促不安。

我抵着下巴问：“她有你的电话号码？”

罪恶感让她有些慌乱，不自在。她没有马上回答。过了一会儿，羞愧地说：“我给了她一张名片。吃晚饭的时候，昨晚。”

我认为这越来越不可思议。我注视着面前这个惊慌的女人，我想知道我妻子做了什么。海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