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个不切实际的人，没错。一个梦想家，一个乐天派，但总还保留一点儿现实感。

可惜这一次好像没有。

“晚饭？”我开始刨根问底。 “她为什么打电话？”

我发现自己死死地瞪着海蒂痴呆的眼睛，希望她说出真相。

海蒂走到咖啡机旁，好像她有任务要喝更多的咖啡因。她手里的杯子是几年前的母亲节，我和佐伊为她订制的，黑色陶瓷上印有佐伊的照片，已经被洗碗机磨掉颜色。她接满一杯咖啡，加入榛子奶油时我在想：还有糖。对极了，这才是海蒂需要的。

“露比整夜哭闹，一夜没停，杨柳特别紧张。听起来她筋疲力尽。是疝气，我确定。你还记得佐伊小时候也得过疝气吗？彻夜不停地哭。我真的担心她，克里斯，担心她们两个。止不住地哭可能导致产后抑郁症和摇晃婴儿综合征。”

说实话，我不知道说什么，除了一件事：“杨柳？她的名字？露比也是名字？”

海蒂答“是”。

“人的名字不会是杨柳的，海蒂。树的名字才叫杨柳。还有露比……”我让后半截话消失在门厅里，因为当时我只穿了一条方格的平角裤站在客厅中间，而海蒂像盯着转世恶魔一样地看着我。我绕开她，进厨房给自己接了一杯咖啡，也许这样可以提提神。也许喝完咖啡，我就清醒了，能够意识到这完全是个误会，我累得有点儿晕头转向，大脑迟钝。我站在花岗岩灶台前，慢悠悠地接咖啡、搅动、品尝，等待咖啡激活我的脑细胞。

但是当我从厨房出来的时候，海蒂正站在门口把一件橘黄色的长滑雪衫套在睡袍上。

“你要去哪儿？”我问，被她的外衣、睡袍和凌乱的头发惊呆了。她踢开拖鞋，穿上雨靴。

“我跟她说了我要去见她。”

“见她，去哪儿？”

“富勒顿车站附近。”

“为什么？”

“看看她是不是有事。”

“海蒂，”我用最冷静、最客观的语气说， “你穿着睡衣。”她低头看自己淡紫色的睡袍和鲜艳的纯棉花裤子。

“好吧。”她边说边跑回卧室，换掉花裤子，穿上牛仔裤。她没来得及脱掉睡袍。

我觉得这简直太荒谬了。我应该告诉她这是愚蠢至极的行为，或者更直观一点儿，给她做个散点图或者柱状图看看。我在一条轴上标出所有的异常现象：海蒂对无家可归者的过度关心，欠缺考虑地乱发名片，可怕的紫色睡袍和橘色滑雪衫，还有大雨；然后在另一条轴上标注这些情况的异常指数，比如，她的打扮远远低于名片的分值。

可是，如果我这么做了就是引火烧身。

所以，我坐在皮摇椅里，用余光看着她抓起手袋、从门口的柜子里拿出雨伞，开门出去，她高喊着：“再见。”我无精打采地回答：“再见。”